——讀《曹雪芹新傳》
我也算是和西方一些著名的漢學家接觸過的人，如果再算上學漢學的西方學生和不通漢學但熱愛中國文化的西洋人，那交談過的已不能算是一個小數目，以我個人的經驗，他們對于我們自己推崇備至的、堪稱是中國古典文化的最高峰與集精華于一爐的《紅樓夢》，大體總是表現出三點态度：一、他們當然都知道其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性、代表性，而且會告訴你，從他們的前輩起，就不僅重視而且動手翻譯了這本中國古典名著，他們自己或通讀過或至少是翻閱過譯本；對于你同他們談《紅樓夢》，他們總是肅然而敬，很願傾聽。
二、他們一般卻又都坦率地告訴你，他們個人不是特别喜歡這部作品，僅就中國古典小說而言，他們更喜歡的可能是《金瓶梅》、《水浒傳》、《西遊記》；比如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他已将《水浒傳》、《西遊記》譯為瑞典文，但并無翻譯《紅樓夢》的打算，他說瑞典的知識分子都能讀英文或法文、德文的《紅樓夢》，而一般隻能讀瑞典文書籍的瑞典人，你就是給他們譯出《紅樓夢》來他們恐怕也不能欣賞，說到底他個人對把《紅樓夢》譯成瑞典文缺乏充分的激賞以為動力。
再如一位意大利女記者前不久對我說，她讀《紅樓夢》時，覺得那叙述實在繁瑣難耐，她很虔誠地當作一樁加強東方文化修養的事來做，卻隻意識到“必要”而并無多少審美的快感，因此她甯願通過看《紅樓夢》電視劇的錄像帶來“速成”對《紅樓夢》的了解；這令我聯想起我對西班牙古典名著《堂·吉诃德》的态度，盡管楊绛女士的譯筆極佳，我也還是不能逐頁細讀這部名著的全譯本，而更樂于看據其改編的電影乃至于芭蕾舞劇。
三、當你問到中國的《紅樓夢》在他們西方民間中的影響時，那回答就更會讓你尴尬，他們往往會說，作為一般西方人閱讀中國古典小說類書籍而言，也許排在最前面的是《好逑傳》、《肉蒲團》和《今古奇觀》、《唐宋傳奇》、《聊齋志異》的選本，然後可能便是《金瓶梅》；對于中國古代小說家他們可能一個也說不出來，非問，細想想，也許會有人說出施耐庵，說出蒲松齡，其至說出李漁（他寫的小說《十二樓》在西方早有譯本），能說出曹雪芹的，必是鳳毛麟角。
西方人之難以進入《紅樓夢》的藝術世界，恰恰說明了《紅樓夢》在展示我們中國古典文化的精度、深度、高度方面達到了何等峻偉的地步。
的确，一個西方人如果能像一個普通的喜愛《紅樓夢》的中國讀者（不必是“紅學”家或大知識分子）那樣，比如說在讀到第四十回中賈母暢談“軟煙羅”和“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