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終于理解了他的“夫子自道”。
周先生稱，“自１９４７年起，失足于‘紅學’，不能自拔，轉頭五十載于今，此五十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秋肅春溫，花明柳暗，所曆之境甚豐，而為學之功不立；鋒镝猶加，癡情未已”，其實他五十年的“紅學”研究，已俨然曆練出了如鋼的風骨，在胡适、俞平伯、何其芳、吳組湘、吳恩裕、吳世昌等“紅學”前輩相繼謝世之後，像周先生這樣“癡情未已”的“紅學”大家實在是所剩不多了，這本看似平易的《紅樓夢的真故事》，那些娓娓道出、如溪入江又如江彙海的情節軌迹與人物歸宿，其實字字句句段段章章凝聚融通着他半個世紀全部“紅學”研究的心得成果，他以舉重若輕的方式，既向學界展示了他的“集大成”（凡熟悉他之前學術專著的人士已無需他再一一注明資料論據），也向一般讀者普及了他的苦心所獲。
五十年辛苦不尋常，真故事終能汩汩流淌，這是周先生所攀上的一個峰巅，當然，也是他的又一個起點。
周先生今年該是七十九歲了。
他身體不好，眼睛近乎失明，隻有一隻眼尚能借助高倍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閱讀書刊報紙，而耳朵也近乎失聰，跟他當面交換意見時往往不得不對着他嚷，但他在“紅學”研究中卻仍然充滿朝氣，仍時時發表出驚動學界也引起一般讀者注意的獨特見解，他那固執己見的勁頭，常令與他觀點不合者既“窩火”又不得不費力對付；他還常常挺身而出，為民間一些“紅學”研究者、愛好者“護航”，表示即使某些研究角度與觀點乍聽乍看覺得“荒誕不經”，也還是應該允許其存在，可以批駁卻不必呵斥禁絕，這種雅量實在是很難得的，這也是我特别佩服、尊重他的一個因素。
在周汝昌前輩從事“紅學”研究五十年之際，我感謝他在我十二歲到我五十多歲的人生途程中，以他的“紅學”著作，滋潤了我親近《紅樓夢》的心靈。
我祝賀他有一個以完整的《紅樓夢的真故事》為标志的“五十碩果”，并祝他将自己的學術軌迹，延伸到新的高峰，給我們講述出更多更細的真故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