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歲時翻閱過《紅樓夢新證》後，開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紅樓夢》不僅可以捧讀，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寫出并發表關于《紅樓夢》的文章，卻是９０年代初，五十歲時候的事了。
我寫了一些細品《紅樓夢》藝術韻味的《紅樓邊角》，寫了幾篇人物論（多是以往論家不屑論及或不屑細論的角色，如璜大奶奶、李嬷嬷、秦顯家的、趙姨娘等），後來便集中研究關于秦可卿的真故事，被人谑稱是從事“紅學”中的“新分支”的“秦學”研究；因為我的“正業”是寫小說，所以又将“秦學”的探佚心得寫成了中篇小說《秦可卿之死》與《賈元春之死》……萬沒想到的是，我這個學養差的門外漢所弄出的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僅撰文鼓勵、指正，通過編輯韓宗燕女士的穿針引線，還約我晤談，并從此建立了通信關系，與我平等讨論，坦誠切磋，他的批評指正常使我在汗顔中獲益匪淺，而他的鼓勵導引更使我在盎然的興緻中如虎添翼……
去歲冬日，我有幸參加了香港鳳凰衛視中文台的一個讀書節目，主題是評議周先生在華藝出版社所出的新著《紅樓夢的真故事》。
這是一本用通俗的筆法講述《紅樓夢》一書在流傳中，所散佚掉以及被歪曲、誤讀了的那些真故事的書。
周先生在節目中說：“我一生研究《紅樓夢》，就是為了寫出這樣一本書！”此言乍出，我頗吃驚。
周先生從事“紅學”研究半個世紀了，光是專著此前已有十多種，《紅樓夢新證》曾得到毛澤東主席青睐，有關曹雪芹的幾種傳記雖屬一家之言多有與其他“紅學”家觀點颉颃處，但其功力文采是海内外學界和一般讀者所普遍贊佩的，其在《紅樓夢》版本方面的研究，乃至對可能是大觀園原型的恭王府的考據，還有主持編撰《紅樓夢辭典》，等等學術活動，怎麼到頭來卻都是為了寫出這樣一本省卻了論證注釋，全無“學術面孔”，出之以“通俗評話”衣衫的《紅樓夢的真故事》呢？
自那電視節目錄制播出以後，我重翻周先生的若幹“紅學”專著，特别是再細讀這本《紅樓夢的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