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上海《城市導報》記者黃準新問
問：您的《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一書被有的傳媒稱之為“秦學”，又作為“作家加盟‘紅學’”的一個範例。
您本人是怎麼看待的？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學者化是不是一種必然？
答：我自十多年前，就從秦可卿這個人物入手，對《紅樓夢》進行研究。
我的研究基本上屬于探佚的範疇。
我的主要成果是：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廢太子胤礽的女兒，也就是在乾隆四年發生的“弘皙逆案”的主謀弘皙的妹妹。
“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所說的“三春”不是指三個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個春天，那是曹家熬過雍正朝的寒冬後中興複蘇的三年好日子，《紅樓夢》從十八回後半至五十三回就濃墨重彩地寫了乾隆元年的事情，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寫的“乾二”，七十回到八十回都寫的“乾三”；但沒想到這三年過去即卷入了“弘皙逆案”，導緻了“家亡人散各奔騰”的毀滅。
所佚的八十回後的《紅樓夢》，所寫的應該就是“乾四”後“樹倒猢狲散”的局面，而絕不會是高鹗所續的那一套。
我新出的《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一書，集中體現出了“秦學”研究的成果。
至于“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學者化”一類的問題，不在我思考的範疇中。
我研究《紅樓夢》并不是想把自己“化”為“學者”，我以為“紅學”是一個公衆共享的話語空間，不是什麼機構或哪個“專家”“權威”可以壟斷的。
沒有“作家”“學者”頭銜的人，隻要有心得，在“紅學”領域都有天賦的發言權。
問：您的探佚小說《秦可卿之死》中的悲劇人物秦可卿是哀豔的，您寫她，包括寫賈珍，文筆都很人性化，可不可以這樣說：“命運和人性”是您這作品的主題？您說您寫的是“學術小說”，寫小說和做學問會不會成為一種矛盾？
答：命運和人性，确實是我小說創作最關注的東西，也不獨是寫“‘紅學’探佚小說”如此。
“學術小說”應該是小說創作中的一個獨特品種，它與一般的虛構小說是有區别的，我的《秦可卿之死》、《賈元春之死》、《妙玉之死》都嚴格地做到：人物、情節、細節或者有《紅樓夢》前八十回的正文依據，或有脂硯齋批語的依據，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論文的成果為依據，本來應該在小說後列注一一指明，考慮到對一般讀者來說會覺得煩瑣，影響順暢閱讀，才沒附詳注，但都在後面有概括的說明。
對于我來說，寫小說和研“紅”不僅沒有什麼龃龉之處，倒有魚遊春水之樂。
問：可不可以結合您的經曆談談《紅樓夢》對您的影響？
答：我這人其實是很孤僻的。
内心很豐富，但不擅為人處世。
但人在社會中，尤其是處于當代中國社會，個體生命無法也不應該完全脫離他人、群體與社會，所以，一方面要适應社會，盡量使自己對社會有益，另一方面則要努力地守住自我，尋求生存的詩意。
我從少年時代就接觸《紅樓夢》，讀了幾十年，不敢說已經讀懂、讀通，但我覺得一進入曹雪芹《紅樓夢》前八十回（嚴格來說是一至七十八回，更嚴格地說，去掉可疑的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是七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