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的文本，心靈就獲得極大的慰藉。
把《紅樓夢》簡單地看成是一部“反封建的愛情小說”是不對的，它其實是一部寫個體生命在時代、社會、家族、他人的錯綜糾葛中，如何執拗地追求詩意生存的偉著。
全書籠罩在“雙懸日月照乾坤”的“日”“月”兩個政治利益集團大決戰前夕的政治陰霾裡，賈寶玉的被笞，其實質是“日”集團的忠順王與“月”集團的北靜王的對抗，折射到了對蔣玉菡的争奪，證據顯示在茜香羅上，這影響到賈政的政治前途和整個家族的安危，驚心動魄，生死交關，賈寶玉對此也不是渾噩無知，但他卻還是不顧一切地去追求體現在青春女性和靈性男子身上的詩意美。
遠離名利場，親近自然美，這是我目前得到《紅樓夢》啟發後所選擇的生活方式。
問：在您看來，《紅樓夢》對今人有怎樣的啟發和意義？
答：守住你的個性。
如果做不到詩意地生存，至少要盡可能捕捉、享受生活中的詩意。
多跟水質的人親近，對泥質的人即使不可能杜絕來往也要提高警惕盡量不受其污染。
當然不止于此。
問：在諸多“紅學”的研究評論成果中，您本人比較欣賞哪一派？
答：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我最佩服。
這不是從“派”出發。
周先生自是一派。
他在“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等“紅學”分支上都有碩果累累的學術成就。
最近我又讀到作家出版社剛給他出的《紅樓奪目紅》一書，這可是緊扣《紅樓夢》文本、細摳其文脈語言的一部著作，寫得潇灑自如，學問、見地令人如登山陰道，創見、憬悟層出不窮，且能深入淺出，做到了雅俗共賞。
當然我最佩服他的是，一方面他充滿學術自信，另一方面則總是真誠地表示那僅是他的一家之言，歡迎批評指正，尤喜切磋讨論，這是非常可貴的學術襟懷。
問：您研究《紅樓夢》是否也經曆了一個過程？
答：當然。
我把自己的研“紅”心得發表出來，從十多年前就開始了，而且出了三本内容不斷更新發展的書——《秦可卿之死》、《紅樓三钗之謎》、《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我的研究得到前輩周汝昌先生的熱情鼓勵與細心指導，也得到像陳诏先生那樣的通家的善意批評，當然更有許多讀者的支持，以及傳媒的關注。
２０００年我更得到英國英中文化協會和倫敦大學的邀請，去倫敦作了兩場關于《紅樓夢》的演講。
我當然還隻是一個“紅學”的票友，不過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紅”軌迹，“秦學”的提法應該說是水到渠成，可以批評甚至批判，但不可以對我的研“紅”軌迹、我的主要論著看都不看，翻都不翻，一聽就煩，斥之曰：“完全是外行話！”“有點什麼就馬上拿出來到處說，不是研究學問的态度。
”（見２００３年９月２日《北京晨報》）這樣的“專家”我隻能說他毋乃太“專斷”，難道惟有被他認可的人才能“入行”嗎？哪個天皇老子給了他這種“欽點”的特權？我已積十多年研究，文章已經很不少，怎麼會是“有點”而且“馬上”？可喜的是，眼下的世道已然不是文化專制的格局，所以我的“秦學”研究也就還有一定的話語空間，封殺不了，禁絕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