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易落到小攤上去，而滿洲旗人家，貧窘也不肯公然賣舊東西，總是由家中仆婦丫頭等持出門外，售與穿走裡巷的“打鼓的”收舊物者。
因此，《庚辰本》的出現于廟會小攤上，應以原為旗人家藏書的可能性大。
我覺得陳先生的推斷是合理的。
《庚辰本》購得後，先後借閱過的有胡适、郭則澐和俞平伯先生諸人，這也是陳先生見告的。
我在此向齊儆同志、陳善銘先生深緻謝意。
由于他們熱情的教示，使我們了解了這個重要舊抄本的來曆。
盡管落于攤販之先書為誰家之物，尚待追尋，但已基本上說明了一些問題，可為研究舊抄本的問題上提供一種參考。
“異本”一名，本不盡妥，意義含混，也容易誤會，所以用它，隻圖捷便而已。
介紹“異本”，我在另一處也曾引過一段資料，有過排字本，但未公開發表，今亦摘錄于此：
“……
“在《紅樓夢》版本問題上，還有一個方面，也應略加談論。
很多的記載，證明存在過一種不止八十回，而後半部與程本迥然不同的本子。
可惜這種本子至今也未能找到一部。
清代人的記載不一，今亦不拟在此一一羅列。
張琦翔先生确言日本兒玉達童氏對他說過，曾見三六橋(名三多，八旗蒙族人)本，有後三十回，尚能舉出情節迥異的幾條例子。
褚德彜給《幽篁圖》作題跋，也說他在宣統元年見到了端方的藏本，也舉了後半部情節的若幹事例，與兒玉之言頗有相合之點。
端方的遺物，部分在四川偶有發現，不知這個本子還有在蜀重現的希望沒有？因此我又想起郭則澐的一段話：
‘……相傳《紅樓夢》為明太傅家事，聞其語而已，比聞侯疑庵言：容若有中表妹；兩小相洽；會待選椒房，容若乞其祖母以許字上聞，祖母不可，由是竟入選。
容若意不能忘，值宮中有佛事：飾喇嘛入，得一見，女引嫌漠然。
梁汾稔其事、乃作是書。
曰太虛幻境者，詭其辭也。
除不甚隐，适車架幸邸，微睹之。
雖竄易進呈，益惝怳不可詳矣。
蜀人有藏其原稿者，與坊間本迥異；十年前攜至都，曾見之。
今尚在蜀中。
……’前半是我們習聞的索隐派的老故事(似與我曾引過的‘唯我’跋《飲水集》的話是同一來源)，不足論——唯《紅樓夢》的著作權又改歸了顧貞觀，倒是新聞！後半卻引人注目。
這個蜀中異本，不知與端方本是一是二？侯疑庵，聽說是袁世凱的秘書，他在北京見過此本。
‘今尚在蜀中’，很盼望四川的同志努力摸摸這些線索。
郭的這段話，見其《清詞玉屑》卷二，可以複按。
郭和三六橋也很熟識，時常提到他，并及其收藏的文物，可惜卻沒有提到兒玉所說的那個異本，不知何故。
“我們注意訪尋這些寫本，不是為了嗜奇獵異，好玩有趣。
這如果就是曹雪芹的佚稿，當然那是重要之極；即使是别的一種續書的話，如能訪得，也将大大有助于推考曹雪芹的原著和比勘程、高二人的僞續，可以解決《紅樓夢》研究上的很多疑難問題，也許還會給這方面的研究打開一個嶄新的局面，亦未可知。
……”
很分明，“與坊間本迥異”的“原稿”，應即是一部《石頭記》舊抄本。
南京和蜀中，是兩處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我已說過好幾遍了，在這裡再重複一次，還是向兩處的文化界的同志們呼籲，希望大力做些工作，使這些(萬一幸免各種浩劫的)珍貴寶物，有再出于世的可能。
至于将《紅樓夢》的著作權又讓與了顧貞觀，讀了實在令人忍隽不禁。
為什麼讓與他呢？不會有太大的奧妙，不過知道顧氏是著名的文家，又與納蘭是好友罷了。
這種逞臆之奇談，信口之妄語，是經不起什麼“考驗”的。
這在清代文人、士大夫中間，出些奇談怪論，妄測胡雲，本不足異；但我們重“溫”這種“載籍”，不禁想到，時至今日，偶然猶可遇到一些亂讓著作權的大文，真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了。
然而，更妙的是，郭氏所傳的這種說法——顧梁汾為成容若作的“傳”，這倒不用怕有“自傳說”的嫌疑了，因為隻是一種“他傳說”，今天的轉讓《紅樓罵别人的“自傳說”。
看來，正如我在拙著《新證》中曾提到的，有過一種“叔傳說”。
也是振振有詞，大罵别人，以顯自己是“反胡功臣”；及一究實質，原來也還是一個“變相的自傳說”——僅僅“變相”了一點而已，何嘗與胡适有根本上的不同。
紅學界這種現象，倒是耐人尋味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
已未夏至前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