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說法又正合。
由這三點來判斷，說這部抄本有相當大的可能即是朱蓮坡舊藏本，是不算毫無道理的。
朱衣在文内所說的首都，是指抗戰時期的南京。
如果他并未作筆端狡狯，真是遺留寄存于南京友人處，則此本來到西南，仍在“金陵”。
那麼南京一地，确實有過不止一部與俗本和已經發現的舊抄本都不盡同的寶貴抄本。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這個回目原來隻見于《甲戌本》的朱批，現在得悉又有“喪”“上”文字之異，則不知是确然如此，抑系朱衣的誤記？有了“淫喪”這個先入為主的字樣，會認為“上”字是記錯寫錯了；不過我倒覺得“淫上天香樓”頗好，不但含蓄，而且下一“上”字，包括了可卿如何奔赴樓内的過程情節，涵概也多。
要說誤記誤寫，那《甲戌本》上的批者事隔多年回憶舊稿，也何嘗沒有這種可能？曆史上的事情常常是比我們有些人習用的“直線推理邏輯”要曲折複雜得多了，所以不宜武斷疑難，并自信為“必”是。
我記下這個線索，希望熱心的同志們留意，因為對任何一個異本，我都存着“萬一之想”，假如有所發現，對研究工作實在是極大的貢獻。
除了感謝啟明同志和重慶圖書館，本文略述原委的意思，也在于以此來紀念已故的淩道新同志和吳則虞先生。
因談版本，連類附及，夾叙一段小文。
在流行的《紅樓夢》本子之外，又發現了早先的《石頭記》的舊抄本，早已不是新鮮事了。
那些發現舊抄本的紅學先輩們，功勞斷不可沒；可惜的是他們工作做得不多，認識也大有局限。
他們當作隻屬于一種“版本異聞”者有之，較量瑣細文字短長者有之，作一點零星考證者有之。
我還是最佩服魯迅先生，他作《中國小說史略》就采用了戚本的文字，并曾表示過，有正書局印行了這部《戚序本》，也還不知究竟是否即為雪芹原本。
先生于此，不但絕不武斷事情，而且清楚指明：我們最應當注意的是雪芹的原著。
先生多次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小說最易遭受妄人的胡改亂纂，大聲喚醒人們要“斥僞返本”。
在當時，哪還有第二位如此明确主張過呢？
在紅學上，作版本研究的根本目的，端在審辨諸僞，“掃蕩煙埃”(亦魯迅語)，篡亂絕不隻是“文字”的問題，而是偷梁換柱、徹底歪曲雪芹的思想内容的問題。
取得這個認識，才真正感到程高僞本對雪芹的歪曲是何等嚴重，斥僞返本的工作是太迫切需要了。
取得這個認識，卻是較晚的事。
“争版本”，嚴真僞，斥篡亂，是我們四十年來的中心工作之一。
為此，曾與家兄祜昌做了極大量的艱苦工作；不幸工作的成果及校輯資料遭到破壞。
但我們并不氣餒，仍要繼續努力。
後來，紅學家中緻力于版本研究的，也日益多起來了。
有一個問題難解，就是《庚辰本》的來曆到底是怎樣的？
幸好，最近四川大學哲學系老師齊儆同志，忽然提供了一項難得的資料，因乘此文之便，記述下來，也足備紅學版本史上的一段掌故。
蒙齊儆同志的傳述，并得他介紹，從陳善銘先生獲悉了徐氏如何得到《庚辰本》的事實。
陳先生(原任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所長)的夫人，名徐傳芳，即是徐星曙的女兒，而她的嫂子又是俞平伯先生的令姊。
陳先生從其嶽家得悉的《庚辰本》的來由，是十分清楚可靠的。
據陳先生惠函見告：徐氏得《庚辰本》，事在一九三二(或三三年)。
收購此書的地點是東城隆福寺小攤上。
書價是當時的銀币八元。
值得注意的，有兩點可述。
一是買進此書時，八冊完整，如未甚觸手，并非是一部為衆人傳閱已久、弄得十分敝舊破爛的情形。
二是此書出現于東廟小攤上，其來曆可能是滿洲旗人之家的東西。
作出這後一點判斷，是由于我再去詢問陳先生，想了解早年東廟書攤的情況，陳先生因而見示說：北京當時大廟會隻有三個，即南城的大土地廟，西城的護國寺，東城的隆福寺。
大土地廟的攤子以“破爛”為主，護國寺的是日用品為多，唯隆福寺較“高級”，較多“古玩”之類。
隆福寺街本來書鋪也很多(筆者附注：我本人還趕上過一點“遺意”，那是一條很有風味的“小文化街”，遠遠不是現在的這種樣子)，廟會或有小書攤，則多在廟門内外一帶。
《庚辰本》得自古玩攤還是書攤，已不能确言。
陳先生認為，當時一般漢人，如出售藏書，是拿到琉璃廠去憑物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