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線，即“草蛇灰線，伏脈千裡”之法，此法中華小說獨擅，而雪芹将它運用發展到精妙絕倫的奇境地步，萬人難及！魯迅先生是最早認識此一要義的，所以他評價續書時明确提出要看是否與原書伏線背與不背，以此作為尺碼标準(具見《中國小說史略》第24章)。
這其實也就是探佚學之所以産生、建立的根本來由與科學依據。
那種譏探佚為“占蔔”的，恐怕是對這些道理沒有領會能力之所緻，故而出語輕薄，“俏皮話”罵人，他們實在沒讀懂雪芹的那支筆，應當下虛心，也該向魯迅學習。
脂批隻是随文信筆，偶然逗漏了一鱗半爪，卻令我們感受到丘壑深幽，情景層疊。
脂硯并非“賣關子”，故弄玄虛，弄什麼“懸念”吊人的胃口，一點兒也不是；隻是因為自己深感于前後文興衰呼應，情節筆緻的令人無限感歎而涉及了她所熟知的後文的某些實況——她當時是從原書未毀的整體講話作批的，自然還不曾預料到此整體會痛遭劫數而後人是看不到後半部分的了！這就是那種一鱗半爪的偶然性的性質與情勢的實際。
她沒有也根本用不着(想不到)要為後人提供“源源本本”的詳細的探佚“資料”。
正因如此，伏線的暗示性與批點的偶然性合在一起，才使得緻力于探佚工作的人對它們需要尋求正确的理解、破譯，這已是一層高智慧的工作要求了，更難的是又不止于是一個一個的個别的人物、事件的探佚，還需要巨大的繁複的組聯結構上的整體思維——《石頭記》是個最豐富巨麗的偉大整體，并非支離破碎的一般篇幅的小說可比。
因為這個重要的原由，我們不能不用推考、想象、假設等合理符情的“補充”來聯綴那些伏線與透露。
這樣的想象與假設，不同于胡亂猜臆，而是一種研究積累的成果的表現形态；它還不是結論定論，但它實際是一個初步的、相當可能的尋真步驟或階梯，縱使未達頂颠，卻己指向了目标，接近了鹄的。
這所謂的想象與假設，都不是懸空而生的，它們是具有識力悟力的學人對原著進行了長期的、反複的、深細的玩味之後而産生的靈智活動。
提到“玩味”二字，這就觸及了中華文化文學的最為關鍵的特點問題。
“含英咀華”，咀含就是玩味其最大最美的特點特色，這種特點特色之美，不懂得玩味的人永遠理解不到的，他會認為天下不存在這種道理與事實。
伏線有的十分明白，但不經玩味就等于設伏之苦心密意，一切徒然，化為無有了。
比如雪芹原書《情榜》，原從《水浒》得思，特以108位“脂粉英雄”(秦可卿之語也)與108條“綠林好漢”構成奇妙的對仗美學，而他寫108位女子，早在開卷即設伏筆，說娲煉大石，高經12丈，方經24丈，而脂批點破：“十二，應正钗之數，二十四，應副钗之數”——此二十四，乃四方形之一個邊長，四個邊長為24×4＝96，也就是說，十二正钗之外，各級副钗(又副、三副、四副……總括在内為“副”)共有九十六位，而九十六加十二(96＋12＝108)，恰好也就是一百零八的大數(12，陰數之極，9，陽數之極，二者相乘，代表“最多”，乃象征數字，作實數看就冬烘了)。
108位女子，個個不幸悲慘，這才是“千紅—窟(哭)”“萬豔同杯(悲)”的著書總意旨，大思想，深感情，妙筆墨。
所以，我們的探佚，并不是“占蔔”，對之橫加輕薄，是自外于尋真打假的重大工作了。
我們還沒能尋得全部的真，可是确已尋到了不少的真之某部分，而這已然起了極有力的打假作用。
至于作家劉心武對秦可卿的研著，我最早表示支持，自覺得這是我應做的事。
我的動機仍然是那個五十年來的總根由。
心武寫的是小說，我絕不從文藝角度妄置一詞，贊成他對可卿的疑案作作探究。
目前，也不想就他的研究新動向妄加評論。
梁歸智教授希望他注意一個“度”字，這也是金石良言，是與人為善的诤友益友的榜樣，我也是不會把善意看作是“冷水”的。
艱難的紅學與探佚學啊！你太不容易了，你聽了比“四面”還多的“八畫楚歌”。
還是一日照、肥料、照料，而健康茁壯地成長吧，多麼十足珍貴的一門中華文化上必需而勿懈的尋真打假的學術啊，争取更多學人讀者的關懷與支助吧。
甲戌七月中元節揮汗草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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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一家之言”，原是很高的評價，是說著述能自成一家，堪樹一幟之意。
現今反用為“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見”了。
[注二]疑王先生在這點上是受了吳世昌的影響，其實是講不下去的。
脂批早已指出，此二句實為“生非其地”之義，與“生不逢辰”并為雪芹主旨所在，蓋書中女子皆非時非地之悲劇人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