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佚的學人們的“總方針”或“根本原則”。
基于這個方針原則，我對張之、周玉清、劉心武以及電視劇本結局部分的撰者、海外的張碩人等等探佚工作者，都表敬意，佩服他們的勇氣與毅力，非同小可，因為這真是一種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是“犯衆怒”的“挑戰”，不是人人能作肯定的瑣末閑篇兒。
至于他們的識見之高低，理解之正誤，靈性之多寡，手筆之優劣……，那完全是另外角度層次的評議對象與範圍了，最好是暫歸“分别另論”，倘若一古腦兒都要糾葛在一起，論短說長，那将自陷于“混戰”之中，“迷陣”之内，就什麼也扯得上——什麼也扯不清了，結果，反對探佚的正好抓住你們自己“授”來的好“柄”，說你們探佚的本來就是這麼亂來，這麼胡鬧，這麼不成氣候。
積五十年來的經驗，略知熱愛與關切紅學的人無慮有千千萬萬，但真正能做探佚工作的學人，極少極少。
發現這種人才，培育這種人才，都不是輕而易舉之事。
所以，我特别珍視這種人才——因而萌生了“寬容”的心理态度。
寬容，不等于同意一切信口胡猜，随心亂攪。
除了那種之外，在思維方法、求證方法上發生了與自己“尺碼”有所不同之時，則主張“寬容”，避免自是，自大，以緻弄到強人從己。
人家畢竟也是“一家之言”[注一]，何必一定要“我”來雌黃？舉個小例，我在《文彙報·讀書周報》發文評介王湘浩著《紅樓夢新探》時，從整體大局出發，給以很高評價，但我不提我對他個别考論的不同看法；王先生認為寶钗結局是死于雪中。
這論據顯然是第五回冊子判詞中的“玉帶林中挂，金簪雪裡埋”，不能說他是無所依據而逞臆之言。
但問題是：如照此種推理考論的方法，那就應當同時得出另一結論：“林黛玉是在樹上吊死的”。
可是誰也沒這麼提過，則其故何也？足見王先生那個考論未必妥當，可是我不想多口[注二]。
因為，王先生至少還是示人以一點：程高僞續中的寶钗“結局”，是個大騙局。
這也初步起了打假的作用。
至于到底如何，盡可從容切磋讨究，逐步尋到真解真境。
以上這點拙意，都與朋友在通訊中申述過；但我以為，如果不矚目于大端，而多涉這些你長我短的瑣細之處，就大大不利于探佚學的繁榮發展了。
我的這一點意思，或許也可說是—種苦心吧？這苦心自然也會有人不以為然。
不過他若能想上一想：程高僞續的文化流毒，酷烈了二百多載，直到今日還在被人寬容着頌美着，譽為“偉大”過于原著，雲雲，那麼我們對剛興未久的探佚之學采取一些适度的寬容，就反而不行了嗎？我們不是提倡講科學講道理的良好學風嗎？
探佚新學科雖說是建立未久，它的根源卻也悠遠，實際從乾隆末期程高本一印行，就引起了學人的思索，今日我們已經可以征引十多家的文字記載，一緻證明了在120回“全本”之外，另有一種舊抄本，約有16冊分訂，共約30回書，内容與程高本迥然絕異。
這種抄本，有的稱為“異本”，有的稱為“舊時真本”。
盡管有人不相信那就是雪芹原著(以為也是一種“續書”)，但記載者提出了“真本”一稱，卻十二分重要，這重要在于：講“異本”的還可以解成是“好奇”，而提出“真本”的這個事相，卻的的确确地反映出當時文人讀者界的尋真與打假的認識與要求了！這一點方是我國小說史(文化史)上的頭等大事，忽視了它的意義，就隻能落于“看閑書解悶兒”的文化層次，那自然就再不必深談什麼真妄是非了。
我自己“失足”于紅學的“考證派泥坑”裡将近半個世紀，不知陷溺于此者究為何故？如今一回顧，原來是由胡适先生争論版本真假的問題，引發了我的要把真作者曹雪芹的時代、家世、生平、思想、文字……一切一切，都弄個清楚的大願與虔心。
直到1953年拙著《紅樓夢新證》問世，評論界毀譽百端，捧場的惠以齒牙，說是“材料尚稱豐富”(何其榮也！)，可是絕無一人說過《新證》的唯一而總括的目的就是尋真打假。
更奇的是，尋真不對了，打假更錯了，我的揭露批判程高僞本倒是犯了錯誤——“太偏激了”。
在真僞問題上，還發生“偏激”與否的評議，那麼可知反“折衷主義”白白反了許多年，假的到底該打還是該贊？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絕不能有半點糊塗。
我“坦白”了上述的思想，就是為了說明：我對探佚學的态度是有其根由的——此外并無别意。
從我自己的經驗體會來說，探佚毫無奧妙或神秘可言，更非那種譏為“占蔔”者所理解的那樣“迷信騙人”。
探佚的主要依據是雪芹的筆法與脂硯齋的批點。
在此以外，參考見過真本異本的人的詩文記叙。
雪芹筆法中一大特色是前面“閑文”處處都是後文的伏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