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鹗僞續《紅樓夢》後40回的評價問題，是個具有200年曆史的論争老話頭了。
本文倒并不想與哪位“論争”，不過是偶思舊話重提，表一表自家的一些拙見——是雜感式的，既不全面，也不系統，聊備參酌而巳。
我讀《紅樓夢》，自初中時期開始。
很奇怪，讀到第80回時，感受是一種味道；一到第81回，忽覺一切硬是變了，而不管怎麼努力“耐心”地往下讀，竟是無法讀得下去了，隻得掩卷而歎。
自己納一回悶，說不清這是怎麼回事，隻覺得很别扭，很難過，真是怅然無趣，惘然不樂。
後來長大些了，仔細思索一番，覺得即單從“創作規律”來說，前面雪芹費了十年辛苦，字字是血，締造經營，寫到七十幾回上，那真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已露悲音”，“悲涼之霧，遍被華林”了，即下面緊跟的情節發展就是榮府事敗家亡人散的正式揭幕了，其劇變之慘烈是令人震駭而竦息的——如何一打開第81回，卻又是“四美”釣魚的“良辰美景，賞事樂事”了？雪芹還有那麼大“興緻”寫這個嗎？更令我驚駭的，是寶玉竟然乖乖地“潛心緻志”于他素來極憎惡的八股文章了！——連林黛玉也開始贊美“八股”是一種“清貴”之文了！這是雪芹本人的頭腦與心靈的“創作發展”嗎？！從此，我對高鹗所以發心費力地續書的動機與目的，産生了很大的懷疑。
再後來，我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與同窗黃裳(著名散文家，作協理事)小弟，每晚校外散步，必然要把讨論《紅樓夢》作為主要的話題。
我們也有熱烈的争論，互不相下——少年氣盛時也。
可是說來大有意趣：我們二人對高鹗僞續的“不忍卒讀”竟然是完全一緻，可謂抵掌“掀髯”，相視莫逆，而每每大笑不已！我在這個問題上認真“對待”、進行論争的“對方”，卻是胡适之先生。
簡捷地叙述往事吧：弄到後來，我在信劄和文稿中批評了他：一位收得了《甲戌本》真品(當時唯一的一部未遭高鹗篡改歪曲過的真本)的人，卻依然大力為所謂《程乙本》(初篡改歪曲得最厲害的一個壞本子)竭誠宣揚捧贊，實在不該。
我甚至說了這種的不知輕重的話：曹雪芹當年作書，根本不同于胡先生對“白話”的那種認識與主張，他更無意讓他的書“進入《白話文學史》！[按：此指胡的著作而言]。
這下子，胡先生确實不高興了，他将我的文稿的這個地方用紫色筆打了一個通頁的大十叉！(此件我還保存無恙，可以影印傳世。
)
這是40年代的舊事了。
引人思索的是：等到他晚年因《紅樓夢》問題而寫信給台灣小說作者時，他将雪芹的書評價得很低很低，而且引用的一段《紅》文，竟然仍是他欣賞珍愛的《程乙本》的“文本”(此事在1960—61年)
還回到我自己——我後來讀到了蔣瑞藻先生引錄的趙烈文《能靜居筆記》，裡面記錄了清中葉大學者(掌故家)宋翔鳳的談話，大意說：乾隆末期，寵臣和珅将《紅樓夢》“呈上”，乾隆帝“閱而然之”——還發表了“索隐派開山祖”的紅學見解！
我那時讀到此文，真如雷轟電掣，震動極大。
心中納悶：乾隆會“肯定”(然之)雪芹的原書？！那太神話了。
此中定有不宣之秘。
1980年，為首次國際紅學研讨會寫論文，我正式提出：程高的僞續，是有政治背景和“教化”意圖的，和珅所“呈上”的，是指僞續120回本炮制完成，送皇帝審閱“批準”的——所以才能有“然之”的表态。
我的論證共三萬言，有人很贊同(如台灣的專家潘重規教授)。
也有很反對的，說我是以“四人幫”的“左”的思想給程高“羅織罪狀”。
等到1985年，前蘇聯漢學家李福清、孟列夫共撰的論文在我國發表，披露了一項極關重要的文獻，簡單地說——
僞續“全”本《程甲本》120回，首次刊行于1791年。
三年後，即1794年，俄國的來華第10次教團的團長，名叫卡緬斯基，是位高明的漢學家。
他對《石頭記》《紅樓夢》十分注意。
在他的指點下，俄人收購過不下十部抄本和刊本。
在今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收藏的一部《程甲本》上，卡氏用18世紀的歸筆法題記雲：“道德批判小說，宮廷印刷館出的。
”[注一]我讀到這些話，真比初讀宋翔鳳的傳述時的震動還要強烈，萬沒想到，高鹗僞續何以能用木活字“擺印”(後世才改稱“排印”)的重要謎底，早在二百年前已由俄國學者替我們留下了忠實的記載——驚人的曆史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