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鹗僞續《紅樓夢》後40回的評價問題,是個具有200年曆史的論争老話頭了。
本文倒并不想與哪位“論争”,不過是偶思舊話重提,表一表自家的一些拙見——是雜感式的,既不全面,也不系統,聊備參酌而巳。
我讀《紅樓夢》,自初中時期開始。
很奇怪,讀到第80回時,感受是一種味道;一到第81回,忽覺一切硬是變了,而不管怎麼努力“耐心”地往下讀,竟是無法讀得下去了,隻得掩卷而歎。
自己納一回悶,說不清這是怎麼回事,隻覺得很别扭,很難過,真是怅然無趣,惘然不樂。
後來長大些了,仔細思索一番,覺得即單從“創作規律”來說,前面雪芹費了十年辛苦,字字是血,締造經營,寫到七十幾回上,那真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已露悲音”,“悲涼之霧,遍被華林”了,即下面緊跟的情節發展就是榮府事敗家亡人散的正式揭幕了,其劇變之慘烈是令人震駭而竦息的——如何一打開第81回,卻又是“四美”釣魚的“良辰美景,賞事樂事”了?雪芹還有那麼大“興緻”寫這個嗎?更令我驚駭的,是寶玉竟然乖乖地“潛心緻志”于他素來極憎惡的八股文章了!——連林黛玉也開始贊美“八股”是一種“清貴”之文了!這是雪芹本人的頭腦與心靈的“創作發展”嗎?!從此,我對高鹗所以發心費力地續書的動機與目的,産生了很大的懷疑。
再後來,我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與同窗黃裳(著名散文家,作協理事)小弟,每晚校外散步,必然要把讨論《紅樓夢》作為主要的話題。
我們也有熱烈的争論,互不相下——少年氣盛時也。
可是說來大有意趣:我們二人對高鹗僞續的“不忍卒讀”竟然是完全一緻,可謂抵掌“掀髯”,相視莫逆,而每每大笑不已!我在這個問題上認真“對待”、進行論争的“對方”,卻是胡适之先生。
簡捷地叙述往事吧:弄到後來,我在信劄和文稿中批評了他:一位收得了《甲戌本》真品(當時唯一的一部未遭高鹗篡改歪曲過的真本)的人,卻依然大力為所謂《程乙本》(初篡改歪曲得最厲害的一個壞本子)竭誠宣揚捧贊,實在不該。
我甚至說了這種的不知輕重的話:曹雪芹當年作書,根本不同于胡先生對“白話”的那種認識與主張,他更無意讓他的書“進入《白話文學史》![按:此指胡的著作而言]。
這下子,胡先生确實不高興了,他将我的文稿的這個地方用紫色筆打了一個通頁的大十叉!(此件我還保存無恙,可以影印傳世。
)
這是40年代的舊事了。
引人思索的是:等到他晚年因《紅樓夢》問題而寫信給台灣小說作者時,他将雪芹的書評價得很低很低,而且引用的一段《紅》文,竟然仍是他欣賞珍愛的《程乙本》的“文本”(此事在1960—61年)
還回到我自己——我後來讀到了蔣瑞藻先生引錄的趙烈文《能靜居筆記》,裡面記錄了清中葉大學者(掌故家)宋翔鳳的談話,大意說:乾隆末期,寵臣和珅将《紅樓夢》“呈上”,乾隆帝“閱而然之”——還發表了“索隐派開山祖”的紅學見解!
我那時讀到此文,真如雷轟電掣,震動極大。
心中納悶:乾隆會“肯定”(然之)雪芹的原書?!那太神話了。
此中定有不宣之秘。
1980年,為首次國際紅學研讨會寫論文,我正式提出:程高的僞續,是有政治背景和“教化”意圖的,和珅所“呈上”的,是指僞續120回本炮制完成,送皇帝審閱“批準”的——所以才能有“然之”的表态。
我的論證共三萬言,有人很贊同(如台灣的專家潘重規教授)。
也有很反對的,說我是以“四人幫”的“左”的思想給程高“羅織罪狀”。
等到1985年,前蘇聯漢學家李福清、孟列夫共撰的論文在我國發表,披露了一項極關重要的文獻,簡單地說——
僞續“全”本《程甲本》120回,首次刊行于1791年。
三年後,即1794年,俄國的來華第10次教團的團長,名叫卡緬斯基,是位高明的漢學家。
他對《石頭記》《紅樓夢》十分注意。
在他的指點下,俄人收購過不下十部抄本和刊本。
在今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收藏的一部《程甲本》上,卡氏用18世紀的歸筆法題記雲:“道德批判小說,宮廷印刷館出的。
”[注一]我讀到這些話,真比初讀宋翔鳳的傳述時的震動還要強烈,萬沒想到,高鹗僞續何以能用木活字“擺印”(後世才改稱“排印”)的重要謎底,早在二百年前已由俄國學者替我們留下了忠實的記載——驚人的曆史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