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在我們國内對“程高本”之“萃文書屋”木活字版的原由是大有争論的：一種意見認為那“書屋”是書賈的稱号，有人甚至指定它設在蘇州——或北京的“分店”。
一種意見認為，久傳“程高本”是“武英殿版”，當時并沒有“萃文書屋”那個實體，也無木活字印小說的條件。
筆者屬于持後一意見者。
但我早先無法知道俄國漢學家、教團團長卡緬斯基的紀錄，所以缺少服人的力證。
(當時外國使團教團記下了很多曆史情況，并且是清代人不敢記之于文字的。
)卡氏所說的“宮廷印刷館”，就是當時設在宮内的“武英殿修書處”。
這是為了刊印《四庫全書》而建置的木活字“皇家印刷所”。
這樣，證實了我的論證：程高僞“全”本是《四庫全書》修纂後期、基本工程完成、以餘力來注意“收拾”小說戲本的文化陰謀中的一項；此事實由和珅(修書處總裁官)主持。
當時連民間戲本都要徹查，或禁毀，或抽換篡改，即《全書》對中國曆代文史哲一切典籍著作的陰謀做法。
曹雪芹的真本原著，會能得到武英殿修書處為之活字擺印的無上榮寵嗎？！那可真成了“海内奇談”。
假使如此，雪芹還會貧困而卒，至友敦誠還說他是“一病無醫”“才人有恨”嗎？雪芹的悲憤而逝，不正是因為他已得知有人主使，毀其原書之後部，而陰謀僞續以篡改他的心血結晶嗎？
我由此益發深信：高鹗作序，公然宣稱，此書是“名公钜卿”所賞，其所指就是由大學士(宰相)和珅出謀劃策，糾集了程、高等人實行炮制假“全”本的不可告人的詭計。
宋翔鳳所述的掌故，分明就是此事無疑了[注二]。
這，早已不再是什麼“文學創作”範圍與性質的事了。
從文藝理論的角度和層次，是解答不了這種清代特有的曆史文化現象的。
正因此故，我對高鹗僞續是徹底否定的。
即使他續得極“好”，我也不能原諒他；更何況他那思想文筆又是如此的令我難以忍耐呢？
但因此，我卻招來學術範圍以外的破口謾罵和人身攻擊——連我的亡親父母也在被罵之列！此罵人的學者就是著有《平心論高鹗》的林語堂。
說來有趣，海外有一位“林迷”，讀了林氏的這篇數萬言的大作，竟然改變了他向來對林氏的仰慕之懷，寫了一篇文章，題作《不忍卒讀》，署名曰“一言堂”，有一段說：
“在我讀了台北出版林語堂的《平心論高鹗》之後，因此動搖了我從初中三年級由《論語半月刊》創刊起，數十年來熱誠捧林的‘信仰’，對林是‘有條件地’捧了，因為後四十回文字簡直太要不得了。
多次為作點‘私底下’的研究，我硬按下心，‘理智地’讀，也按不下心去。
我們中文‘不忍卒讀’四字，到這時才體會到古人用字的苦心。
”[注三]
他的“不忍卒讀論”，确使我忍俊不禁，天下的人，口味不同，但總還有同味者在。
這位數十年捧林的撰文者，隻因《平心論高鹗》這一篇全力捧高的文章，竟然對他素來崇拜的對象林氏發生了幻滅感。
這事情就非同一般了，值得我們深刻玩味。
那撰文者所說的“後四十回文字簡直太要不得了”，以至“不忍卒讀”的問題，又畢竟是個什麼問題呢？更值得大家一起思索探研。
顯然，那首先應該是個文藝鑒賞的問題，但這種鑒賞又顯然不單是個“文字”的事情，那“文字”一詞，實際所包甚多，而絕不隻是“遣詞造句”與“修辭學”的那一含義。
這個例子是重要的，因為那撰文者，與我不同，他并不知道高鹗的“文字”的産生與印行是與“宮廷”緊緊相聯的。
他也沒有其他“愛憎”“恩怨”等感情因素影響過他的文藝鑒賞能力和素養水準。
清末《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鐵雲，早能看懂曹雪芹作書的主旨就是“千紅一哭”與“萬豔同悲”，說不定他就是第一個揭明雪芹運用諧音字“窟——哭”“杯——悲”的人。
他是個具眼英雄，不提什麼“哥哥妹妹”的愛情那一“小悲劇”。
高鹗受命篡改雪芹本旨，其手法卻正是徹底抹煞了原來為千紅萬豔恸哭的博大精深的主題内涵，而将“故事”集中狹隘化庸俗化為“掉包計”“小人壞人破壞美滿良緣”，将此巨著引向那一條直線和一個小點上去。
正因此故，他不能不湮沒所有原著中早經敷設的“伏線”藝術，完全改變了原書的結局内容與精神世界。
“伏線”是中國古代小說家的一個獨特的創造，所謂“草蛇灰線，伏脈千裡”，從《水浒》到《紅樓》有了一個升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