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正是六月中伏，今年北京酷熱異常，據說吳牛喘月，我非吳牛，可真覺得月亮也不給人以清虛廣寒之意了。
這時候讓我做什麼，當然叫苦連天。
然而不知怎麼的，要給《〈石頭記〉探佚》寫篇序文，卻捉筆欣然，樂于從事。
研究《紅樓夢》而不去“打開書”，研究作品的“本身”，卻搞什麼并不“存在”的“探佚”！這有何道理可言？價值安在？有人，我猜想，就會這樣質難的。
舍本逐末，節外生枝，還有什麼詞句名堂，也會加上來。
《探佚》的作者，曾否遭到不以為然的批評諷刺，我不得而知。
假如有之，我倒願意替他說幾句話。
——以下是我假想的答辯辭。
要問探佚的道理何在，請循其本，當先問紅學的意義何在。
“紅學’是什麼？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說學去研究一般小說的一般學問，一點也不是。
它是以《紅樓夢》這部特殊小說為具體對象而具體分析它的具體情況、解答具體問題的特殊學問。
如果以為可以把紅學與一般小說學等同混淆起來，那隻說明自己沒有把事情弄清楚。
紅學因何産生？隻因《紅樓夢》這部空前未有的小說，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無不遭到了罕聞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亂，讀者們受到了徹底的欺蔽。
紅學的産生和任務，就是來破除假象，顯示真形。
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掃蕩煙埃”“斥僞返本”。
不了解此一層要義，自然不會懂得紅學的重要性，不能體會這種工作的艱巨性。
在紅學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時代、背景；研究《石頭記》版本，是為了恢複作品的文字，或者說“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後的情節，則是為了顯示原著整體精神面貌的基本輪廓和脈絡。
而研究脂硯齋，對三方面都有極大的必要性。
在關鍵意義上講，隻此四大支，夠得上真正的紅學。
連一般性的考釋注解紅樓書中的語言、器用、風習、制度……等等的這支學問，都未必敢說能與上四大支并駕齊驅。
如果允許在序文中講到序者己身的話，那我不妨一提：我個人的紅學工作曆程，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四大支工作都做，自己的估量，四者中最難最重要的還是探佚這一大支。
一個耐人尋味的事例：當拙著《新證》出增訂版時，第一部奉與楊霁雲先生請正，他是魯迅先生當年研究小說時為之提供紅樓資料的老專家，讀了增訂本後說：“你對‘史事稽年’一章自然貢獻很大，但我最感興趣的部分卻是你推考八十回後的那些文章。
”這是可以給人作深長思的，——不是說我作得如何，而是說這種工作在有識者看來才是最有創造性、最有深刻意義的工作。
沒有探佚，我們将永遠被程高僞續所锢蔽而不自知，還以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