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知，那時作小說并不是一件“光彩”的“文化事業”，人皆諱之，豈有以此妄稱于人之理?
明、清小說作者極少留真名的，皆署以别号，諱莫如深，因為那非正業，親友社會皆嗤笑，乃“不肖行徑”。
此類證據太多了，直到《兒女英雄傳》，隻署“燕北閑人”，《老殘遊記》隻署“洪都百煉生”……真名都“考證”之所得也。
正因如此，我就非常懷疑一點：為何程、高都在書之開卷大書真姓名?尤其是高鹗，竟在序中說出了“名公巨卿”賞讀《紅樓》的話，這是破天荒的奇特現象!
因而，揣斷其中必有緣故。
有此一疑，引出一悟——
原來，《能靜居日記》同治九年一條，記載親聞老學者宋翔鳳言說《紅樓夢》是乾隆末年和NFDB4“呈上”的，我立即想到：和NFDB4就是那位“名公巨卿”無疑了，其時絕無第二位能向乾隆呈上一部小說——那是他主持《四庫全書》時為了篡改有“妨礙”的一切古書今作而出的壞主意：抽、撤、換、改、銷毀等手段中的一招，僞續四十回是陰謀(也偷改前八十回原文)。
所以“全本”一出，士大夫“家置一部”，天下風行——是官方的事啊!
為此，我寫了一篇三萬字的專考。
然而，有人竟發文說我是“極左”的“羅織罪名”!
有趣!——到1984年，到蘇聯訪古抄本，方聽彼邦學者說：莫斯科大學圖書館所藏一部程高本，有第十屆教團團長、漢學家卡緬斯基的題記，寫道是：“道德批判小說，宮廷印刷的。
”程高本正是武英殿修書處的木活字擺印的!
一切明白了，官方的秘旨，特殊的“措施”。
真讓人驚心動魄!那些“護高”以及說我“羅織”的諸公，面對這種硬證，似乎應該“反思”一下了吧?
以上可見，“考證”之功，豈可妄加輕蔑哉!
詩曰：
治學研《紅》所為何?中華文化此長河。
從來萬事皆須考，有證能休衆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