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7年始，因偶然的機緣，我忽然進入了研《紅》考芹的學術圈裡，直到今天，整整五十年。
中間經曆，很是豐富奇特。
友人說，這段曆史，形式上似乎隻為對于一書一姓的研索追尋，實際上卻與時代社會、學術風尚、文化潮流等等方面，都有其關聯與意義，因而督促我就所憶及的做些記叙。
不然日後即無人知曉，不但留下史實空白，還會衍生訛傳謬說，真假難分，何以存其信實?我覺得此言有理，遂擇其重要的關目，粗叙一二于此，以供考鑒。
事情由我重返燕京大學西語系(抗戰勝利後複學)說起，家兄祜昌一次信函中囑我查尋20年代初胡适遍求未獲的《懋齋詩鈔》。
誰想我到校圖書館一索而得。
此書内有六首寫到曹雪芹的重要詩篇，名貴之至。
我據此寫一短文，置之案頭，未思發表。
後為北京圖書館善本室專家趙萬裡見之，立即編發在報端了。
胡适讀了，寫信給我，表示高興，兼有讨論。
此信劄也被趙先生編發了，于是引起學界矚目。
胡适對我拙文論點隻同意一半，我當時少年氣盛，遂又撰文與之商榷……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我本無意研究紅學，但為争辯真理，就難以中止了。
胡先生慷慨惠借珍貴秘籍給我(一名在校青衫學子，素昧平生、一無所知之陌生青年也)，我至今感謝他對我的信任及鼓勵；但二人意見不合，逐步由商讨而變為争論：我以為他倡導印行的“程乙本”是最壞的本子，不應再讓它流行于世，再就是看他考證雪芹時代背景、家世生平，失之太簡單、太膚淺，沒有觸着曆史的真際與内核。
這樣，激發了我與祜昌的一種真心癡意，定要把這兩方面大主題弄個水落石出，為雪芹雪冤洗謗。
此一癡意真心，不但始終不改不懈，而且克服了百般困苦艱難、曲折誣陷……堅持到今——這就是五十年的第一條“旨義”。
在版本問題上，我與家兄力做全面大彙校，中經抄家毀稿，撥亂反正後毅然重新從頭開始……其難萬狀。
在考訂曆史背景問題上，下功夫遠不如大彙校了，但居然也印成了一部《紅樓夢新證》。
從1953年秋問世起，這方面的工作也仍在與時俱進——這且按下慢表，如今先記記為版本而力争，幾乎觸及了政治風險的一段往事前塵——
如上所述，為與胡适争版本，數十年如一日，曾未改變初衷，所以一有機會，就謀求可能的辦法，務欲将一個較好的、接近雪芹原筆本面的新定本貢獻給天下後世，不要再讓那種以假篡真的僞“全璧”繼續蒙蔽讀者，攪亂精神世界。
文化層次的高下美醜的重大分差，是不能混亂的。
1968年，我被關入“牛棚”，1969年中秋日下到湖北鹹甯“五七”幹校。
至1970年8月底的一天，幹校分部一位領導人忽召我“訓話”，說“北京工作需要，要調你回首都，從今日起停止勞動，收拾準備……”我到總部辦調離手續，發與我的公函上寫的是：周總理辦公室特電湖北軍區司令部，調周汝昌回北京工作(此件我留了複制本)。
此訊轟動了衆人，以為奇迹或疑心我有辦法“營求”中央的特調雲雲，其實我根本不知緣由。
1970年9月5日，回到了北京。
當時“工宣隊”要我寫報告——因為不知如何安插、做何工作。
我的報告不是别的，就是請求給我一些條件，以期完成大彙校寫定真本的浩瀚工程。
這份報告，看來并未上達周總理，中間被人扣壓了。
我隻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設法再由其他渠道上達總理，竟拖了下去。
這之間，同事戴鴻森已由幹校回京了。
一日，他對我說：他原先以為《紅樓夢》不就是《紅樓夢》(按：指坊間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等)，還要搞什麼版本?!這時他偶然看了影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驚，對我說：“原來俗本子這麼壞，與真本這麼不同，一直被它騙了!”我見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語言”，乘機與他商量：我們應出一部好本子了。
他很同意，且很積極，馬上要與社科院文研所聯系，要他們校注一個新本。
當時社方臨時領導人也點頭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彙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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