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很高興，很快由鄧紹基等二人持函，到社辦理手續。
但此事垂成之際，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後激烈反對所邀人，不容實行。
當時杜維沫新回社擔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須向文研所“打退堂鼓”；那天晚上他到我家訴說風波内情，表示十分為難：“約請了人家，又要變卦食言，這多麼尴尬!”
此事又成泡影。
大約此後不久，一天正值重陽節，忽接張伯駒先生之信函，内叙：有(退休教師)張琦翔者，訪他時談及《紅樓》，張君遂追憶淪陷期在北大聆一日本教授名兒玉達童者講課，說見過三六橋(名三多，蒙古旗人)收藏一部異本，其八十回後情節皆不與現行程、高本相同，并确言探春遠嫁“和番”，黛玉早亡，寶钗成婚亦早卒，寶玉貧至為巡更者，種種細節，俱所未聞之珍貴研究線索雲。
我接信喜甚，因與所見前人筆記所載舊時真本情況不但吻合，且有更多的信息，十分重要，即賦《風入松》詞二首紀此要聞。
張先生也疊韻二首。
記得此事上海徐恭時先生還撰文叙述發表過。
後适有當時日本友人鳥居者來華訪問。
我求知心切，遂冒昧向當時中央上書，建議可請鳥居氏回國後廣為打探兒玉達童是否還在——所稱異本極可能即已歸入兒玉之手也。
我抱此奢望以為可以發現此本的下落。
沒想到，這次上書居然得到了答複。
再後始聞日本人果然做了大調查，兒玉尚在，隻是年紀太老，已完全失去記憶力，無法追尋了。
我在此事的契機的鼓舞之下，遂又決心二次上書——這次就是正面陳述流行本子之僞劣，建議從速整校出一部近真的好版本。
這次上書，卻等不着回音了，心中有些失望，覺得如此大事，終難得到重視。
忽一日，收到當時北京市市長吳德同志召見的通知，我即按時而往，在市府的接待室會了面，在座的還有袁水拍(原在《人民日報》)。
此次即是上書的回音，說中央重視，将有安排。
(談話中，萬裡同志進來了，他們二人說了幾句，見我在，知必是有事會談，他就不坐下而出去了。
)
這時已是1975年。
又是忽一日(凡此，我都有日記可查，但此刻執筆時無法尋檢堆積如山的舊箧；若日後有必要時，再為補記确切月日)，接到通知，要開校理《紅樓夢》版本的會議。
回憶其時約已入秋季，地點是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此次會議地點，我記憶模糊了，因請王思宇同志助憶，他指明是此地，并言當時袁水拍即在此所，他與杜維沫到會之前還曾去見過他，故判斷是在此處。
但即使記憶有失，亦無太大關系。
，到會後，見所召與會者人數不少，計有：
袁水拍：主持會議者
李希凡：副主持者
馮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組組長
周汝昌吳世昌吳恩裕：“顧問”
杜維沫王思宇：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将來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員
孫遜：研《紅》人員(今任上海師大教授)
(另一位不記其姓名了)
周麗苓：我帶她助我記錄(因我耳、目早已損壞)。
會議内容主要如下——
(一)袁講話，宣布此會的目的，說“上邊十分重視”，成立校勘小組，馮為組長，周、吳等三人為顧問。
将來由馮組織人力為小組成員。
(二)聽顧問意見。
我等三人一緻認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應出好本新本。
三人也一緻認為，此次徹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應推“庚辰本”為校勘底本，因它現存回數最多，較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廢棄舊本，改出新校本，保證質量。
周麗苓為我做了記錄(此記錄保存無恙)。
馮組長當時與我鄰座，曾問我“甲辰本”是何種本子。
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諸抄本中是較晚出的。
我問馮：此會為何未邀文學研究所的人參加?他答，這次來不及，容以後再請他們。
該小組組構伊始，友人劉瑞蓮女士一日來訪(我們是四川大學的舊誼，她彼時已調至人民大學，與馮其庸同為該校中文系講師，馮系借調至小組的，那時與中國藝術研究院尚無編制關系)。
她對紅學有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