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以假篡真的僞“全璧”繼續蒙蔽讀者，攪亂精神世界。
文化層次的高下美醜的重大分差，是不能混亂的。
1968年，我被關入“牛棚”，1969年中秋日下到湖北鹹甯“五七”幹校。
至1970年8月底的一天，幹校分部一位領導人忽召我“訓話”，說“北京工作需要，要調你回首都，從今日起停止勞動，收拾準備……”我到總部辦調離手續，發與我的公函上寫的是：周總理辦公室特電湖北軍區司令部，調周汝昌回北京工作(此件我留了複制本)。
此訊轟動了衆人，以為奇迹或疑心我有辦法“營求”中央的特調雲雲，其實我根本不知緣由。
1970年9月5日，回到了北京。
當時“工宣隊”要我寫報告——因為不知如何安插、做何工作。
我的報告不是别的，就是請求給我一些條件，以期完成大彙校寫定真本的浩瀚工程。
這份報告，看來并未上達周總理，中間被人扣壓了。
我隻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設法再由其他渠道上達總理，竟拖了下去。
這之間，同事戴鴻森已由幹校回京了。
一日，他對我說：他原先以為《紅樓夢》不就是《紅樓夢》(按：指坊間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等)，還要搞什麼版本?!這時他偶然看了影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驚，對我說：“原來俗本子這麼壞，與真本這麼不同，一直被它騙了!”我見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語言”，乘機與他商量：我們應出一部好本子了。
他很同意，且很積極，馬上要與社科院文研所聯系，要他們校注一個新本。
當時社方臨時領導人也點頭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彙校的事情。
文研所很高興，很快由鄧紹基等二人持函，到社辦理手續。
但此事垂成之際，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後激烈反對所邀人，不容實行。
當時杜維沫新回社擔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須向文研所“打退堂鼓”；那天晚上他到我家訴說風波内情，表示十分為難：“約請了人家，又要變卦食言，這多麼尴尬!”
此事又成泡影。
大約此後不久，一天正值重陽節，忽接張伯駒先生之信函，内叙：有(退休教師)張琦翔者，訪他時談及《紅樓》，張君遂追憶淪陷期在北大聆一日本教授名兒玉達童者講課，說見過三六橋(名三多，蒙古旗人)收藏一部異本，其八十回後情節皆不與現行程、高本相同，并确言探春遠嫁“和番”，黛玉早亡，寶钗成婚亦早卒，寶玉貧至為巡更者，種種細節，俱所未聞之珍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