藻波騰”等句(參看《紅樓夢新證》增訂本第8章第1節，第735頁)。
——所有這些，那個假想的“造僞者”，能有如許的學識與才華嗎?我甚至以為就連“風流儒雅”四字是用杜少陵贊歎宋玉的原語，恐怕一般人也未必盡明吧?我們有何理由先存一個“有鬼”之成見呢?
誰知後來的怪事可就多起來了：
第一怪事是冊頁的“開”數逐次減少，從數十開變成了一開。
數十開，是方行先生的原話(函件幸存)。
第一次調查鑒定時，仍為冊頁，但開數已大減。
我走訪東城方家園15号外院，親向目擊者黃苗子取證。
他确言三點，我記憶最清：(一)冊頁為8開。
(二)每開繪有乾隆時人肖像，皆為陸繪尹題——并表示可推知為尹繼善幕僚府中諸位才士。
(三)畫師陸厚信之名曾在書中見過，隻是一時記不起是哪部書了。
他的語氣沒有任何遲疑、模糊的迹象。
以後我們在全國政協開會，是同界同組，我又再問此事，所稱無異；我問當時為何不拍照存影，他立刻答：拍了!文化部的曹孟浪(老年同志)專管拍照片，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大展中的文物都拍了。
但第二次調京研究時，送來的是一張對開頁。
問館方，答稱從一收購就止此一開。
我說方行局長确言初見是多開冊頁，如何解釋?答稱“此開原夾在一本字帖裡，方局長可能沒看清楚，誤以為是冊頁了”。
我又将此言告知方行，請他對證；他回信說，若如館方所雲，那麼我又何必還要夾一個紙條作記号呢?!
顯然，方先生對此有些生氣，雖不肯明言，也表示倘若事情如此這般就很難“對話”，以後不想再幹預此事了……
我以為，如認為上海市的文化局局長，竟連一冊字帖和一本畫像冊頁都辨不清，那能讓方先生和聆者心悅誠服嗎?豈不有誣蔑之嫌?
第二怪事：像主成了“俞雪芹”。
第一次由河南調京，是郭沫若要看。
因像左有尹繼善題詩，遂查《尹文端詩集》，果有此詩，卻題為《題俞楚江照》。
故郭遂謂像乃“俞雪芹”，而不姓曹雲。
但一查俞的有關記載，并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