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頭；二是型制不合，墓碑無此種形狀。
從物體本身來考察，隻是京郊民居常見的做蓋房的牆基石或台階石。
再從石刻看，字的“筆畫”槽内明顯看出是胡亂鑿成的，像“NFDB6(ｃｕò)磨”(盤石)那樣“NFDB6”的字，根本不是刻碑的技術者所為。
秦公先生也指出了這石面也并無二百多年埋于土中的痕迹，是一件新物(對此，發現人解釋說他曾将石面“磨過一次”)。
秦先生講後，發言的是我。
我說，我們應當重視石刻專家的意見，深入探究，以定真僞；此外也要審斷所刻文字的款式合不合乾隆時代的習俗規格。
秦先生身旁的趙先生，聽我此言後便接着發言，他說：文字款式不合，從未有如此書碑之例。
比如墓碑一概是某某人“之墓”，無省“之”字的(那實際欠通)。
再如左側一行書寫年月，一律是頂格大書“皇清乾隆××年(或加歲次甲子、乙醜……幹支)”，這是定例，哪會隻寫幹支“壬午”二字而且寫在最低的下角處?這根本不可能。
會場一陣寂然。
主席台上似乎感到情況出乎意外，言詞有些不像開場那麼興緻勃勃了。
會上沒有出現反駁秦、趙兩位意見的發言。
我注意到兩份“證明”文件中，一份是退休的本鎮的老支書，他主要表示：一，我不知“曹園”這個地名；二，我當時不在那塊地上，未見那塊石頭；三，我也不知道石頭上寫的什麼字。
這令我十分詫異：這哪兒是“證明”?老支書是位老實同志，不肯說假話——這其實是“反證明”。
發現者還講了很多“細節”，例如說那碑初現時是在土中“斜着的”，既非平卧，也非直立。
他用心良苦，是想表明石本正立，年久傾斜了。
但這兒破綻分明：若系直立，或需有石槽嵌立，或下端字外有較長的空白石端深插入土，方能直立——而那塊條石的“墓”字緊挨石邊，無一寸留埋之空石端，何也?
其實，既曰“墓碑”，是立于墓前，讓後人知此為何人之墳茔，從無将碑埋入墳内之事——墓内的石刻，那叫“墓志”，字很多，有文有銘，有撰文人，有篆蓋人，皆落款……
這個破綻弄得相信者不太好辦了，于是不再稱“墓碑”了——心裁獨出，改稱“墓石”了。
“墓石”之名，絕不見于文獻典籍，是個杜撰的尴尬之名色。
離張家灣返京之路上，與秦公先生同車，這才“重新認識”。
他表示了若幹疑點，确言是一塊拙劣的僞造物。
并雲：“我隻能舉疑點，供研究；若是明言僞造，害怕有人拿刀子捅我!”
事後，北京報端頗有文章讨論、争議。
秦先生十分重視此事，陸續發表了多篇論文。
未見有專家能逐一駁難他的論證。
市文物局不表态，内部個别接觸，得知局方根本不以為真文物，隻因礙着某少數幾位專家的面子，不願公開表态，但不開會，不通報，不宣傳——作為不表之表。
再事後，方有《北京日報》宗春啟先生發表了重要文章(載《視角》雜志)，引錄了知情人的投函揭露，證明年月、地點、當時“平地”的工作方式、分隊分地，一切情況，無一能與“發現者”的言詞有相符之點，全系捏謊編造。
一場鬧劇，到此謝幕——也“謝墓”了。
意外一件事：會議結束招待午飯，從會場走向飯廳的路上，于傑先生與我(陪我的有女兒周倫苓)說：患眼神經萎縮症，視力壞極了(與我同病相憐之歎)——而然後接雲：正白旗的那塊牆皮上的字是我發現的——今知是假的，可是已不好再說明了……
“假作真時真亦假”，雪芹的預言，英明極了。
詩曰：
墓碑墓石費稱名，一塊新镌動北京。
獨有秦公存正義，臨風懷舊悼先生。
*秦公先生不久前因病辭世，不勝痛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