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琢磨事兒，想其間的道理，雖非“思想家”，倒也好發謬論，惹人竊笑。
這些思路想法不足為訓，然既是“自我介紹”，就該如實陳述，有善不必顧慮自诩誇揚，有過莫加粉飾回避。
我的“思想方法”不喜歡機械割裂、甲乙對立的理論古人的辦法，以為那是沒能真懂人家的意思、未能“感通”的毛病。
這是不是“折衷主義”?或者主張好壞善惡是非正誤都可不分，全無所謂?那又并非我之本意。
不是要泯滅區分差異，不是要“和稀泥”。
我想的是人們曆來常常論到的一個“情”與“理”的對立問題。
人們送我一頂高帽叫“紅學家”，我有了理由可以順水推舟——就拿《紅樓夢》作例來比喻拙見。
依我看來，曹雪芹這個人怪就怪在他的“思想方法”。
比如——
石、玉、人，三物本是不同的，而在他看來，可以互通，可以轉化——通與化有一基本因子，就是“靈”與“情”。
故曰“大旨談情”、“靈性已通”。
故而石變為玉，玉化為人，本質有了共同的東西(性情，功能，作用，意義……)。
“石→玉→人”，這個“公式”甚至讓我想起達爾文的進化論，曹雪芹是“東方達爾文”，也有他獨創的“進化論”。
雪芹公子不但不把“物”與“人”對立起來，還把“正”與“邪”調節了一回，生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離經叛道的“怪論”：即他所寫的108位異樣女子都是“正邪兩賦而來”的奇才異質，其“聰明靈秀之氣在萬萬人之上”!
這有沒有價值?中國思想史的大著中列過這麼一章一節的專論嗎?講紅學講了一百年二百年，不講這個根本大題，那紅學又是幹什麼?有它存在的必要嗎?紅學家們，你們可以賜答一下嗎?
多年以來，“家”們說了：曹雪芹的偉大就在于以“情”反“理”——故一個“叛逆者”(古代革命家)也，雲雲。
這種見解“古已有之”，至晚到“诠釋”湯顯祖的《臨川四夢》，已經大暢斯風了。
衆口一詞——就全對了嗎?其實，雪芹的書中從來未嘗反“理”。
咱們先從“情”講起。
情是什麼?怎麼“界定”?我的辦法與詞典不同，我曾說過：精，米之最佳成分也；晴，氣候之最佳境界也；清，水之最佳狀态也；菁，草之美也；倩，人之美也；請，語之禮也；靓，妝之好也……如此可見，“倉颉造字”，中有至理，循律以推，則可知情，心之最高功能與境地也。
故人必有情，情之有無、多寡、深淺、蕩摯……可定其人的品格高下。
這兒就發生了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中華文化儒道釋三大家，他們對“情”怎麼看待和“處置”?
釋迦牟尼，其人有情乎?無情乎?記得有一副對聯，道是：“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
”說得最好不過了。
佛若無情，不會去受千辛萬苦，隻為了一個普度衆生。
衆生都要普度，他心方安，難道世上還有比這更多情的人嗎?
先師顧随先生講一故事：玄奘大法師苦住天竺國十七年，一次忽見到中土傳來的一把扇子，因而感傷而生了一場病。
有人便譏諷說：“好一個多情的和尚!”顧随先生說：玄奘上人不多情，他會遠涉萬裡，去國十七年而苦求真經(也是為了度人)嗎?
正好，在佛經上，“衆生”一詞，或譯“諸有情”。
在中華古漢語，人也叫“含生”、“含靈”。
這就充分表明：有感情有靈性的，才能叫人，方夠一個“生”字。
釋迦牟尼遭遇的極大悲劇就是“情極之毒”(脂硯齋評賈寶玉)，他為衆生離苦，尋不到一個辦法，最終認為“情”是一切苦惱的本根，離苦必須絕情斷情!
儒們不大講“情”，隻講忠孝仁義、三綱五常……這其實是把“情”倫理化、道德化——即人際關系制約化了。
其實呢，一個真孝子，全是一片真情體貼父母的言談行止。
如果隻憑的是一個空洞的“理論概念”，一個“孝”字教條訓話，他絕對成不了一個名實相副的“孝”者。
此理最為重要，可惜人們卻常常弄迷糊了。
所以，《長生殿》開頭就大筆點睛，說是“……感金石，回天地。
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總由情至。
”而《戚序本石頭記》第二十六回回前題詩中也恰有“畫薔亦自非容易，解得(至情)臣忠子亦良”，正謂此也。
見了此等曆史語言，如隻知“批判封建思想”而不悟中華古代人的情感實質，那就什麼文學藝術也難多講了。
道家呢?雖說是“太上絕情”、“至人無夢”，講“滌除玄覽(心)”，摒除雜思，一心守靜，似乎無情了；可是濠上之遊，莊、惠二人互辯“樂哉魚乎”，知魚之樂，非情而何?
佛經裡說聞法者或悲感涕泣，或歡喜奉行——既有悲有喜，可見佛之說法也要感動聽者，此又非情而何?
看來，古今大哲人，大智慧，無不為“情”的問題而大費周折，盡管貌似不同，實則“其緻一也”。
說到此處，再看雪芹公子才人，就見出他的“大旨談情”的見解主張，是非同小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