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玉(雪芹的化身或幻相)的最大特點是“情不情”——以“情”心來對待那一切無情、不情之人、物、事、境。
他自幼率性任情，故有“狂癡”之罪名；但他最講道理，故最能體貼他人——此即“理”也。
比如，他心憐平兒，欲稍盡心意，卻知她是兄長房中之人，亦嫂級等次也，便不能忘理而任情。
比如他在嫂嫂鳳姐生日那日，因情而私出城外，為盡一禮，然又服膺書童茗煙之言，盡禮之後，還須即速回家，以慰祖母，以賀賢嫂——此又非“理”而何哉?
舉一可以反三，書中類此者，在在昭然，無俟枚舉。
是故，雪芹未嘗将“情”、“理”絕對化起來，敵對起來，勢不兩立起來。
說《紅樓》是一部“反理教”的書，豈其然耶?
孔孟等聖賢，出于治國安民的好心，把“情”倫理道德化了。
雪芹則是：在倫理、社會關系上，承認“理”是适可而必要的；而在獨處自便之境中，則将“情”詩化起來，藝術化起來。
兩者并不構成絕對矛盾沖突——甚且有時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情，即“天”是也。
理，即“人”是也。
情與理諧，是即“天人合一”的大道理——亦即中華文化的最大特色與精髓所在。
——我的“思想方法”頗與雪芹有相近相通之處。
是以我說我不喜歡把事理人情割裂兩截、制造人為的對立的那種識見主張。
我們中華人至今日常生活用語從未廢棄“情理”一詞，相反，一直遵奉運用。
寶玉不樂于高冠禮服地賀喜吊喪的純“表演性”俗禮，是因其中已失真情，而絕不可以舉此以為“反理”之證。
寶玉不喜功名祿位，也隻因其間隻有官氣，而無真情——他特重者是一個“真”字。
性真情真，待人以真，對事以真……是以十分感慨于“假作真時真亦假”的俗世僞裝，作奸取巧，利己害人。
我尊重雪芹，喜愛《紅樓》，全在于此。
什麼“愛情悲劇”，什麼“婚姻不自由”……還有“反封建”、“叛逆者”等等識見，那是另一回事，與在下的“思路與想法”，關系就很小了。
詩曰：
後賢難議議前賢，“情”“理”相逢仇對煎。
細究中華文化史，天人合一否耶然?
不悔——知愧
我還是服膺曹子雪芹的話：“愧則有餘，悔又無益。
”八個字像是隻不過一兩層道理，其實卻是千回百轉、回腸蕩氣的人生感歎。
不是不悔。
若真的不悔，那愧又何來?其愧既又有餘，則其悔之深可想而知矣。
然而，悔到底是個“馬後課”，比及知悔能悟，事情早已明日黃花，成了“曆史”，故曰無益。
俗話還常說“追悔莫及”。
是以萬人能悔，雖是好事，畢竟那萬人已然做成了至少一萬件錯事壞事了。
嗚呼，豈不可悲，豈不可痛!
這麼說，其實還是一層最淺的常理。
倘若細究起來，雪芹是個大智慧者，他那話含蘊的内情恐怕還深還厚得多。
那“無益”，也許并不是頑固不化，執迷不悟，死不回頭；而是這種悔者，本來絲毫沒做什麼錯事，倒是做極高尚極善美的事——可結果呢?做錯事壞事的萬人都功成名就，位高祿厚，洋洋乎自得，而這個做好事的曹雪芹，卻落得“萬目睚眦，衆口嘲謗”，一生忍辱負垢，受盡了欺侮貶抑、誣陷傷害。
雪芹之知悔而又曰無益，蓋深嗟人世之險惡，天道之不公。
把他那無比沉痛的話看淺了，讀錯了，則是更加可悲，更加可痛!
我常常為此而自己憂憤：世人待他太淺薄、太惡毒了。
心裡十分難過。
隻因這麼一點癡念，我自己也走上了一條可愧可悔的狹路。
我不幸之至——當上了“紅學家”。
甲子(1984)那年，我作過一首《自詠》的自度曲，幸有存稿，其詞曰：
為芹脂誓把奇冤雪。
不期然，過了這許多時節。
交了些高人巨眼，見了些魍魉蛇蠍，會了些高山流水，受了些明槍暗钺。
天涯隔知己，海上生明月。
憑着俺筆走龍，墨磨鐵；綠意涼，紅情熱。
但提起狗續貂，魚混珠，總目眦裂!白面書生，怎比那繡弓豪傑——也自家，壯懷激烈。
君不見，歐公詞切。
他解道：“人間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怎不教人稱絕!除非是天柱折，地維阙；赤縣頹，黃河竭；風流歇，斯文滅——那時節呵，也隻待把石頭一記，再镌上青埂碣。
您看這支曲子，可不算短，該說是個大曲。
它說了那半日，到底說個什麼?那中心焦聚，正是個悔與不悔的問題。
因為這實在合題對榫，我才引錄于此，以見我這拙文，并非随時就題托寓，真是在自家胸中，思量已久了。
這支曲子，分明說的就是一個悔，一個不悔。
說悔，那語氣好像是受了那些魍魉蛇蠍的那麼多的明槍暗钺，可謂遍體鱗傷，若不當紅學家，何至如此?是則悔之之意存焉。
說不悔，那語氣也不為不強了，為了給雪芹、脂硯洗雪奇冤，受了這等人的欺辱傷害又算得什麼?倘若因此而悔，一切都不值一哂了，也把雪芹的價值給拖下不少。
我怎麼能改易初衷，向魍魉蛇蠍投降呢?
所以，始終不悔，永遠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