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由此而生悔。
這道理是清白無誤的。
知愧，不悔，無“矛盾”可言。
知愧是為了鼓舞自己不斷努力，使可愧者逐減，也為了與那處心積慮擠抑于我的比賽“本錢”。
不悔，是為了增強勇氣與體魄，以便抵擋那些與日俱增的明槍暗钺，承當傷害。
兩者都是積極的。
友人說我“競技狀态”總是良好。
但近來，不時傳來各地友好的關切的聲音，有的說：“讀過某刊，時有與您毫無幹涉的事，也會賊賊咕咕地捅一刀。
”表示慨歎。
有的說：“請多珍重，一些不入耳的話，不必多往心裡去。
”我着實感動，感激他們的不敢明言多言而又不忍不言的苦心密意。
我拿什麼來報答這些善良的心田呢?
可憐，沒有别的，還隻是四個平常的字：知愧，不悔。
魯迅先生當年也說過一段話，大意是：世界是大家的，不是誰一個獨占獨霸的，我也要來逛逛——“潇灑”一回，咱有這權利。
我們中華漢字奧妙無窮，悔是“每”加上“心”。
每加“日”為“晦”，加“雨”為“黴”，這都讓人不起快感好感。
那麼，悔的心情應是黯然低沉的了。
但是，每加“文”為“敏”，加“NFDB7”為“毓”，卻是吉祥繁茂的境界。
每加“木”為“梅”，加“水”為“海”，那就更是不黯淡不低沉。
我是決意不悔的，但萬一有朝一日被逼得非寫“悔書”不可時，那個“豎心”裡也會隐藏着木和水，隻覺寒香挺秀，浩蕩汪洋，還是光明磊落。
紅學的本來境界，即是如此。
是以悔與不悔，總歸是如木長春，似水常流，不枯不涸，因為真紅學是永恒的生命、無盡的時空。
詩曰：
問餘何悔悔如何，未比知慚抱愧多。
暗箭明槍能事盡，毫鋒硯影未消磨。
甲戌深秋，寫訖于燕都東臯。
是年
為甲戌本之240周年，雪芹誕生之
270周年、逝世之230周年。
著書立說，其事最難，也原是一種大膽妄為、不自揣量的蠢事。
有一學者，因我在《紅樓夢新證》增訂本中批評了他，于是在各種會上說我那書“每一頁都有錯誤”。
這也許是事實吧。
因我自幼失學，九歲上小學開蒙的洋課本已是“人刀尺，馬牛羊”了，《五經》《四書》，概乎未聞。
長大了讀燕京大學的西語系，系裡是歐美教師，終日洋文不離口。
此時撰《新證》，“每一頁都有錯誤”，也不足為奇。
若在我自己看來，那書中有三處大錯——
一，講李煦的慘局，“……再下诏獄，辭連前總督赫壽……”，不懂“诏獄”一詞(奉旨下刑部大獄)，竟斷句為“再下诏，獄辭連……”，可謂欠通。
二，脂批過錄者将晴雯“夭風流”抄成了“一大風流”，未能覺察，誤解此乃原著佚文中的情景。
可笑。
三，講女詩人恽珠的《和大觀園蘭花詩》，不知此指另一部《紅樓》續書，與原著不相幹連，說了些胡亂猜度之言。
贻笑大方。
此為最應自責的，其他或有瑣末，均不如這三例嚴重。
1998年出版《周汝昌紅學精品集》時，本應好好修定一次，可是我自用的一部工作本，上面記了許多記号的，借與張家口電視台李金波君，無法讨還，遂失去不少應改的機會(一是記不清，二是目已近盲……)。
其中第一章換去了舊文，新寫的這篇因要符合全書的體例，要加人名、地名旁線，我自己已不能做，故倩人幫助代加，複不及核，印出後方知誤将“附郭縣”加了地名線(附郭縣是附設在州府城内縣署，故曰“附郭縣”)；又将“金升縣為府”也改加成“金升縣”。
還有些誤字未能校出。
這些雖事出有因，仍是我該負責，且愧且歉。
又如《紅樓藝術》中将金钏誤成“玉”钏；原稿中“盤礴”(用《莊子》)被改成了“磅礴”，等等。
新出的《文采風流第一人——曹雪芹傳》，也已校出了三四十處錯字。
均無法向讀者分送勘誤表。
(出版家愛面子，絕無肯附印勘誤的，此老規矩，今竟難行!)
我在這兒提到這些，有何意味?——就是為了表示我這冊書也會出現類似的疏忽而病目無力細加匡救了。
但我仍希望本書“有幸”，像那些笑柄少些再少些。
還有一類，不能算“錯”，但也不符本意。
例如拙文中有一處用了“夠奔”一語，印出來竟被删去了“夠”字。
我是考究漢語文“聲律”的，用二字複詞時不能随便改成單字。
此蓋因南方人不懂(夠奔，今在京劇中還時時可聞，曲藝亦習見也)。
一次我用“不可得兼”，印出來改成了“不可兼得”。
《孟子》此語，不宜亂改——若照洋語法分析：“得”是助詞，“兼”才是動詞，即“不可兼獲”，也可以講成“得”作動詞，以“兼”為“動名詞”。
……總之，妄改成文古語，是不宜提倡的。
我在此默禱明祈：諸公保佑，别讓拙著總是“每一頁都有錯誤”!
詩曰：
得失雞蟲劇可憐，小人恩怨重于天。
掃除誣謗吾知過，檢讨平生誤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