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冊頁、書畫、信劄，皆覓之不見了(另有多篇學術論文手稿，被津中某人騙去不知下落)。
這是我的最痛心的一件不幸和災難。
先生在淪陷時的一首小詞最難忘記——
(上半略)南浦送君才幾日，東家窺玉已三年——
嫌他新月似眉彎!
此“東家”，明斥侵略軍。
亡國之痛如此，今日誰複知之?
先生晚期又号“糟堂”。
他也是西語系出身，但課堂講授，講到外文的詩，與中華的相較，時有妙語，足以解頤。
如有一次他說：西洋詩為表感情激動，一開頭常就是一個Oh!這一Oh，可就糟了!——逗得學生大笑。
其意是說：中國詩人是不采用這種淺露乏味的“方式”的。
那味兒很不相同。
又曾講，西方講文學重在“描寫”，即所謂description(細節刻畫，瑣瑣外貌……)，這就又與中國兩途，中國高級文學不講外表形似，專講神韻豐采……我這樣寫成“文字”，就沒趣了，在他當時“上堂說法”，那真是音容笑貌，精彩百出。
名師上堂，正如名角登場，你沒見過那種精氣神，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隻看“書面記錄”和“回憶錄”，那又有什麼用?真是百般徒喚奈何了。
名師已往，永懷難忘。
他是河北清河人。
他在40年代末，大病一場，我到成都華大、川大後，我們極愛東坡的《定惠院海棠》詩(編者按，指《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一詩)，先生和韻寄來，我即步韻。
如此往複數次。
今猶記他一句：“自古詩人皆遠遊，射魚正爾合居蜀(射魚是我早年的别署，因為清代詩人題詠鹹水沽有射魚的詞句)。
”
病後調職津門，我亦回京。
但未獲一面，先生辭世。
此前他百計想調我到津，與他合作一樁勝業(雖未明言，料是研著一部中國詩論大系的巨制)。
此願未酬，先生長往矣。
先師之逝，未免太早了些(隻剛交1960之年)，以緻大業中折，難以為繼。
可是又一轉念，“文革”一起，把先生家抄得片紙不存。
他若還在，豈不太覺難過?早逝幾年，又是有幸了。
先生進入新社會後精神煥發，詩詞一改前境，皆奮進之壯語。
最幼女公子入黨，喜心翻倒，特意來信告知于我。
老教授一腔熱血，滿腹經綸，文采過人，書法絕代!這是真正的國寶。
我寫過幾篇緬懷先生的文章，這一次是想補充幾句，草草而書，筆不足以表先生于萬一，載懷載愧，尚冀異日再有所言，以續不足。
詩曰：
天下詩人江鲫多，先生一語挽銀河。
平生知己論師友，最憶清州一倦駝。
2000年10月25日寫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