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引我走上紅學之路的師長前輩，都難忘卻，已叙了四兄祜昌(見後文)、老師顧随，胡适之與趙萬裡兩先生。
這都是正面指引、贊助、鼓舞者。
隻有俞平伯先生屬于“反激”的另一異響，但這一反激的力量，實在是推動我的“能源”，作用甚大。
接下去，惠我最多的首推鄧之誠先生，其次孫楷第、陶心如、張伯駒諸位師友，相繼結識，紅緣輻辏，出人意想，蔚為大觀。
為學之樂，獲益之情，是我這名學生在40年代後期的一段奇異而豐富的學術幸運和享受。
鄧先生惠示《永憲錄》；孫先生惠示《棗窗閑筆》兩宗重要線索；張先生惠借《楝亭圖》題跋；陶先生惠借己卯本《石頭記》。
我又早已在燕大圖書館查得曹世選、曹玺的兩軸诰命和《楝亭詩鈔》最初版單卷本，在校東門外成府村地攤上買得《掌故叢編》曹家奏折檔案全文(也是鄧先生提示過)，而趙萬裡先生又是親筆寫信介紹我到故宮檔案館去查閱李煦奏折的熱心人。
我到燕京大學時，鄧先生已退休在家撰作史學專著和《清詩紀事》，大約正在進行中(但我不知，今回憶，他讓我向圖書館代借清初人詩集，應即為此。
他自己藏書甚富，未敢借閱)。
因此我拜識他是由同窗學弟孫铮的介紹。
孫楷第先生很晚方入燕大執教，我也并未正式選讀他所開的課目，隻有一次慕名前往旁聽，正巧他講到《紅樓夢》，說《棗窗閑筆》中記載曹雪芹的相貌和為人風度……聆之大喜!未待專誠拜谒，下課後他回家路上，我就冒昧啟齒向他求借此書。
他很慷慨，答應所求，說明隻有一個抄本，原稿本已歸北京圖書館公藏。
孫先生也是受胡先生之托，親将“甲戌本”送到我彼時宿舍——燕大四樓，即從西向東排建的四座學生宿舍的第四座，在未名湖畔，朱樓形式，兩層畫棟，中有雕木欄，綠楊垂拂。
孫先生是我所見的老知識分子中身體最弱的人，天已熱了，他還上下是棉衣棉褲；語音也不洪亮——這使他氣宇不夠恢弘。
他是小說學與元代文學考索的專家，飽學之士。
我當學生時的第一篇“脂學”論文能在《燕京學報》發表，是他審評贊許的。
及至我報考中文系首創研究院時，幾名考生的試卷也是他評定取舍。
事後，有同學轉述，孫先生對人說：“看了試卷，還是數周汝昌，勝過那幾名遠甚。
”
記得孫先生請我和許政揚學兄到他府上晚飯，孫太太治筵十分豐盛；但孫先生席間情緒不高，未明何故，面有愁苦之色，語不及學，滿腹牢騷在口，讓人無法應對。
我與許兄感受一同，時常談起，不敢多去問候他，顯得有點兒疏遠失禮，但我們非不知尊師，而是實有難言不得已之苦衷。
至于他老人家知諒與否，我與許兄都說實在無法顧慮，隻有心存歉懷就是了。
陶先生是主動見訪于東城借寓(東四七條王家府上)，我至今納悶他是如何得知我的行蹤的——前此也毫無聯系，實是素昧平生。
此事奇極，隻好說是宇宙間有一種“感應波”，暗自傳遞信息，而科學家尚未能知吧。
因為那時我隻有前文明述的《圖書》版兩三篇短文，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