飽學之士。
我當學生時的第一篇“脂學”論文能在《燕京學報》發表，是他審評贊許的。
及至我報考中文系首創研究院時，幾名考生的試卷也是他評定取舍。
事後，有同學轉述，孫先生對人說：“看了試卷，還是數周汝昌，勝過那幾名遠甚。
”
記得孫先生請我和許政揚學兄到他府上晚飯，孫太太治筵十分豐盛；但孫先生席間情緒不高，未明何故，面有愁苦之色，語不及學，滿腹牢騷在口，讓人無法應對。
我與許兄感受一同，時常談起，不敢多去問候他，顯得有點兒疏遠失禮，但我們非不知尊師，而是實有難言不得已之苦衷。
至于他老人家知諒與否，我與許兄都說實在無法顧慮，隻有心存歉懷就是了。
陶先生是主動見訪于東城借寓(東四七條王家府上)，我至今納悶他是如何得知我的行蹤的——前此也毫無聯系，實是素昧平生。
此事奇極，隻好說是宇宙間有一種“感應波”，暗自傳遞信息，而科學家尚未能知吧。
因為那時我隻有前文明述的《圖書》版兩三篇短文，連《燕京學報》上的“脂評”考論也是得到陶先生之助才寫成的，而他前來尋我，豈非奇極之事而何哉?
他對我興緻勃勃地詳叙了昔年在上海目見曹雪芹小像立幅橫卷兩件珍繪的異事，随講随畫(可惜是鉛筆，無法制版)，記憶清晰，整個畫面布置，雪芹所著袍衫的顔色，鞋子的樣式，倚案而坐的姿态，面龐(臉盤兒)的輪廓(面型)……一一分明。
又言畫上方有“壬午三月”的題記。
他在滬所見芹像二幅，一豎一橫，分藏兩家，事極稀奇，我據以記入拙著《紅樓夢新證》，于是引起某些人士專程赴滬訪求。
蔣家立幅終不可複見，李家拿出了橫幅，即《幽篁圖》，一時盛傳于海内外。
若幹書上都據照片制版作為裝幀或插圖之珍品。
但這幅“小照”的多家題詠都是翰林詞臣，胡适先生後來得見後曾撰專文揭示與雪芹無關——至言陶心如是第一個受騙者，周汝昌是第二個……(此文手稿見于唐德剛《胡适口述自傳》)
我當時無有發言權，直到增訂《新證》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