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次運動以及相應而造成的信劄散佚損壞，是紅學史迹上的一大損失，其中有極珍貴的名家手迹與學者讨論問題的内容，如張元濟(菊生)老人以癱瘓之手親筆書寫的一件極為絕特的珍迹。
我的各種函件之多，真如“山積”，加上年大記衰，幾乎全成“煙雲模糊”，難以追憶。
不想近日忽然發現了俞平伯先生的遺劄三通，大為驚訝!——這是怎麼才得幸存的?誰也說不上來了。
這三件，一件是明信片，郵戳明白：19631128。
一件是簡劄，字大，可以判知是1964年的。
另一件最重要：小字工緻，近乎楷書的風格，筆緻秀雅，内容也重要。
估計也應是1963年的魚雁遺痕。
今不依年月先後，而以其内容之價值排次，倒叙如下：1964年的短簡、1963年的明信片、最長的信劄。
短簡全文雲：
汝昌先生賜鑒：承
惠贈新著《曹雪芹》一書，詳贍活潑而不支蔓，深入顯出，引人入勝，洵為近來治紅樓夢之佳構，無任佩荷!其中論點弟所同意者亦居太半也。
匆複謝候
著安
弟俞平伯頓首三月六日
這是1964年拙著《曹雪芹》出書後，寄奉了一冊向俞先生求正，蒙他賜複的墨迹。
宣紙箋，字大文約，書寫不甚工緻。
這種謝函性的短柬，大抵難免溢美之詞。
其中所言“詳贍活潑而不支蔓”也流露出他的議論：為芹創傳，文宜活潑而事戒支(枝)蔓。
而且，他也明白而又委婉地表明：在論點上隻同意“太(泰)半”，另有“少半”是所見不同的。
這是學者的誠實态度，不肯作“過頭”的贊許。
我的揣度，他不大同意的至少包括：生卒年的考訂，脂硯的身份問題，脂硯、畸笏二名的關系——可能也指對雪芹旗籍的不同看法，等等(他對清史制度不是專家，不明“包衣”“漢軍旗”的嚴格區分)。
但無論如何，為雪芹作傳，無人敢為，我鬥膽妄行，未遭呵斥，反而得到了他的不一般的獎語，如“引人入勝”，如近年治《紅》之“佳構”，這也就很不等閑了。
再看第二件，是明信片。
正面中間豎線分開，右側書寫收件人的地址、姓名、發件人的地址——
本市東城
無量大人胡同53乙
周汝昌先生
朝陽門内老君堂79号俞
我寫至此，不禁“醒”悟：原來這兩個寓所“舊巢痕”今俱改變，連那巷名也不複存在了。
滄桑之感，何待千年萬載乎?(也想起我故裡的地址書寫形式，今亦有幸保存在胡适先生給我的信封上，舊巢久傾，今無知者矣，令人慨然惘然。
)
正文是在背面開頭寫，容不下了，又轉到正面左側來，其文雲：
汝昌先生：
手教欣誦。
前者刊出拙作頗傷繁冗，乃承獎飾逾恒，甚為愧荷!《紅樓》一書，浩瀚繁複，雖治此有年，仍不免望洋之歎，知者必不以斯言為河漢也。
尚另有一篇，談文學所所藏之所謂《蘭墅稿本》，已投寄上海中華，聞将于《文史論叢》第五期上刊出。
此刊可有抽印本，屆時自當以一冊呈正。
因系談版本，恐知賞者更稀耳。
匆覆不盡，即候
著祺
弟俞平伯十一二八
這是鋼筆書，字頗草率，蓋匆忙中之急就章也。
其中最值得玩味的話，就是“《紅樓》一書，浩瀚繁複，雖治此有年，仍不免望洋之歎，知者必不以斯言為河漢也”這一段，語不多而甘苦之心已盡在此，乃他老的真實感，真心話。
此與普通的謙詞并非一回事，值得銘記。
第三件，今亦引錄全文——
汝昌先生：
論《夢稿》一文甚不完備，草草寫就，NFDC7荷
來劄獎飾有加，良愧良愧!高氏續書隻憑船山詩注一證，依近來陸續發見各情況，其非高氏之筆或然性較大。
惠書雲雲，竊有同感。
若程乙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