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與冷的反響，我都衷心銘篆，因為盡管态度風格不同，給予關注卻是相齊的。
我介紹《懋齋詩鈔》的拙文一經刊出，胡适先生立即熱情寄語惠教。
緊跟着，俞平伯先生的文章也出來了——并非寫給我的，内容卻是針對拙文而發。
我揣想這大約是趙萬裡先生乘此新話題而向他征文之故。
俞文的語調口吻很冷，還好像有些微詞見譏之氣味，令我(二十幾歲的青年學生)感到一股異樣的氣質或性格在發言表态。
胡先生熱情表示高興，幅後方言，對拙考雪芹卒年(癸未，乾隆二十八年除夕)表示同意；對生年(甲辰，雍正二年)則不予贊同，其理由是：如果雪芹生得那麼晚，“就趕不上繁華了”(按胡先生主張雪芹生于康熙晚期，所謂繁華，指曹寅時期的“盛況”)。
我少年氣盛，不服氣，乃又撰一文商讨，附有一個“年表”，排出雪芹生卒、著作、經曆的要點歲月，以證他隻活到四十歲。
根本沒有什麼“繁華”“可趕”——因為即使早生十年，也正“趕”上曹NFDA5倒黴、家計十分艱窘的景況。
胡先生從此與我直接通信讨論了，仍很客氣熱情，但在信末說：“我勸你把你的年表收起來!”
我讀了信，心中頗有所惑——不理解為何年表必須“收起來”，這不成一個學術理由。
誰想，俞先生的文章也出來了，其大意有三點——
(1)讀了周文，自己因未研究，并無新意。
(2)如照周文所考，則“自叙傳”之說就不能成立了。
(3)據他看，“年表”是很難排成的。
俞先生的筆調，不甚明朗，我代為“打開窗戶說亮話”，就是：對新發現不大感興趣，周文“破壞”了胡、俞所主張的“自傳說”；排“年表”是一種妄想，必然無法做到。
總的語氣是冰冷帶點兒諷刺。
我想不通：為何拙考雪芹若生于雍正二年、活到四十歲就使得“自傳說”無法再生存了呢?
後來方悟，顯然是同情胡先生的“趕不上繁華”論之故也。
在此，卻需要講講“年表”的事由，因為它是紅學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牽涉到很多學者與論者。
所謂年表，就是以生卒年之推斷作為出發點，将雪芹生平幾個可以捕捉的事象重點按年頭順序排出來，标明清朝年号紀年、甲子幹支、西曆紀年，各有關年下注明雪芹寫作、活動、遭際……的蹤迹，如此可觇這一文星的大緻“事狀”，也可供深入探研的參證，眉目粗具，雖系粗枝大葉，卻提供了一種“框架”式的方便“法門”。
這種做法，不但“無可厚非”，而且是治史學常用的一個好方式。
可是我的“年表”卻遭到了反對與譏嘲，成為一大“錯誤”。
胡先生反對，是因為我用“年表”來證明拙考生卒的道理，而他不同意“生得太晚”(并無實際論據，隻出于想當然)。
他勸我“收起來”，語氣倒還是與人為善的。
俞先生反對，與胡不同者有三點：一、“年表”的辦法原是他首創的，見于1923年的《紅樓夢辨》。
二、但到了1948年我也另作“年表”時，他卻表示了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