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奈何，不容沉吟退讓，國際視聽攸關，隻得打起一派書生的本領精神，說出了一席話言。
其大意是：
第一，本人目損，如此巨帙，隻看了一個多小時，無法掌握全面，所以個人意見可能不夠正确。
如有誤說，請保留以後糾正的權利。
第二，此本是一部“脂批本”系統的舊抄本，未經程、高等人篡改過，文字是接近雪芹原筆的(這本身就是價值所在)。
第三，但是一部“脂批本”的原書，卻被抄得幾乎成了“白文本”——即脂批被删得隻剩了極少幾條(而書眉上的若幹批語，并非脂批，并無價值。
此點使李、孟二位不能辨認，以為是難得獨存的批語。
我講時淡化了此點，不使他們二位感到為難)。
第四，綜合而言，價值在于正文，删掉批語是個缺點。
但仍然值得影印，可供研究之用。
我是這樣“完成任務”的。
館長似乎滿意——至少沒再疑問。
李、孟二位恐怕不夠惬懷，聽我“調子”低了，但也沒有歪曲事實，不是大謬不然，故亦無意見可提。
會談基本如此。
馮所長說了幾句，即行散會。
本文主題是紀念李一氓先生，而他老交付給我的這一重要任務，總算勉強勝任了，沒有辱命。
可是回國後我卻沒有機會向他面陳一切，即向他有個“交待”，心中過意不去。
今故以此拙文，聊志高情，兼懷悼念。
以下，不妨順便說說我何以沒得機會向他彙報的緣由，可算一篇轶聞舊事。
還從在蘇時叙起——
先說離開列甯格勒之前的事。
那天看抄本，午飯由館方招待便餐，與女士職員等共吃一頓家常飯，人家都很親切，像在家裡一樣随便。
也參觀了藏庋的珍品。
印象深的是敦煌卷子。
有一冊彩色《紅樓夢》繪圖，十分精細，風格與國内習見者不同，值得影印流傳。
在國際來訪學者的簽名大冊上留下了姓名。
這一切是很愉快的。
但未料次日我卻受了整整一天的“洋罪”。
簡單說來，那日是一早馮、李二位就受邀到某處去參觀遊覽了。
我因上文所述的那種在極熱極冷的“兩端”中不停變換奔走，年齡體力，已不能勝任，就一個人留在賓館裡。
早晨略進糕點咖啡之後，便隻能留在鬥室，如困于“囚籠”中了——因為不通俄語，個人身邊是無一文外币的，到午飯我束手無策了。
豈但午飯，吃了極甜的早點之後的中國人總想喝口熱茶，可旅館隻有桌上玻璃瓶中的冰冷白開水。
一籌莫展，困卧在床上。
這滋味不是太好過——誰讓我太不能去想想辦法呢!
迷迷糊糊中，室門忽開一縫，似有人欲入。
急忙起來，看時卻是兩位中國女留學生。
她們小心翼翼地試探到了這裡。
這真是“空谷足音”了。
留學生們消息靈通，來尋親人，訴一回身在外邊的心情，托帶信到北京的家人……
直到下午四點，使館那位青年某君匆匆忙忙來了，說是特來照顧我吃飯。
謝天謝地，如獲“救星”。
草草飯罷。
他說晚上還有活動，問我去否。
我心裡早無此種興緻，故答不往。
他似有不解，說：“你不是休息了一天了嗎?……”意思是該有力氣了。
我不太講情理。
我這個老百姓，身無官職，在人目中，自然另是一番“級别”了。
這個賓館晚上有歌舞節目，招待客人。
最後一項是脫衣舞吧?一群美女，舞到後來，身上隻剩了“三點式”。
作陪的李福清專家解釋說：“這是學好萊塢……”
登上回莫斯科的火車，李福清先生一直陪伴我，燈下談學問。
出示了新發現的珍本明刻《三國演義》的圖片，帶版畫插圖。
我問時，他說這是在中國未見的孤本。
又提到博物館藏有大批滿文文獻，無人過問。
我問為何不加研究介紹，他答，沒有滿文人才。
又問為何不培養一些年輕學者，他照歐洲人的習慣表情：聳聳肩，攤開手，說上邊無人重視這種事。
此時孟勃夫先生又送來了一些小橘子。
在蘇聯的嚴冬，這水果大約是不會太多的。
我十分感謝蘇聯學者的友情和厚意。
在火車上穩睡一夜，醒來已回到莫斯科。
詩曰：
為訪珍書冰雪行，自慚無用老書生。
官員自有官員事，何必多勞費耳聽。
下
回到莫斯科，公事上更沒有我的事了，其情況總是馮、李二位一室，将我尊為獨居一室。
他們與蘇聯專家或其他人員如何商量、如何決斷影印抄本諸般事宜，未有一次召我去參加聽聽，有所了解，當然更談不到問我有無想法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