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齊了外出的極厚衣裝!這種滋味可不太好受。
出了門，上轎車，車裡也可以熱一身大汗!每日這麼折騰幾次，身子骨兒若沒“兩下子”，就能折騰病了。
這是閑話。
且說真的去看《石頭記》抄本了!
記得到了博物館，館長立刻開了一個小會，想聽我們的來意。
因尚未見書無從表态，說定看書後重會。
于是到藏書閱覽的大房間去看書了。
在蘇聯二大都會似乎沒有小巧玲珑的建築、陳設的景象，其典型風格皆如清人論詞，曰“重、拙、大”。
館内大書案一排椅子讓我們三個中國來客坐了，将珍貴鈔本數函分給了三個人，擺于面前。
坐次是：周、馮、李。
所以我打開的正是第一函——藍布硬書函，此應是中國原裝，因為函内書冊的線裝，亦非外國所能有也。
孟勃夫先生站在椅後照顧我。
打開首冊，他先指給我看，書頁的補紙竟是将《乾隆禦制文集》拆散“運用”的。
此事早聞，學界稱奇。
但我此刻全無心思去細看那“宸翰”的詳情，急急拿起放大鏡，從第一回“抽看”我最注意考察審視的幾處重要字句。
一下子，奇迹入目了!
原來，曹雪芹雖然大才，卻因傳寫黛玉林姑娘的眉、目而大感為難，甚至有“智短才窮”之困，以至“甲戌本”上此句(首句叙寫黛玉容貌時)這兩句竟未定稿，留着顯眼的大空格子——而其他抄本之不缺字空格的，卻是後筆妄補之文，非芹原句也(如珍貴的“庚辰本”也竟補成了“兩彎柳眉，一雙杏眼”!其俗至于此極，雪芹若見，當為怒發沖冠，或至憤極而哭!)。
這個問題，久不能決者，今日一看蘇藏本，竟然整整齊齊地寫作“……NFDAC煙眉”、“……含露目”!
我驚喜交加——不敢形于“色”，心裡則一塊石頭落了地!我當時的内心十分激動：多年來尋找的真文這才如同“鐵證”般出現了。
(此前，諸本有作“籠煙眉”、“含情目”者，皆為妄改。
“NFDAC煙”喻柳，見于雪芹好友敦敏的《東臯集》，俗人不解，反以為誤。
至于“含露”，喻其目内常似“淚光”濕潤，有文互證。
而改成“含情”，尤為俗不可耐。
)我心裡說，既見二句，以下不必多檢了，其“定品”、“定位”，已不待煩言細列了。
草草再往後翻看幾處——八十卷長文，以我壞目，焉能細審多端，隻真成“走馬觀花”了，但心中已無疑問：此本價值，過去低估了，這才真是一件多年來罕遇的奇珍至寶。
事勢也不僅僅是我無法多看，因為隻不過一小時半的光景，就宣布暫停，中午進餐休息，準備下午另有參觀活動。
話要簡捷：僅僅看了不到兩小時的書，下來之後，馮、李二位并無一言相語——更不要說應當三人有個“小組内部讨論”，而到了館方領導再次召集會談之時——此時記得這個會談場面是一條長桌，館的領導二位坐上首，蘇聯專家李、孟二位分坐二處，中國三客人列坐下首(即館領導的對面)，駐蘇使館兩位分坐兩端。
由李福清專家任翻譯人，當場口傳中、俄兩語。
會談開始了，館長似乎很心切，有點兒迫不及待地想聽中國來訪者對此抄本的意見。
這時，馮所長是答話者，數語之後，他就說：“請周先生講他對抄本的意見。
”
在此局面之下，我的處境是十分為難的，因為：第一，絕未預知他們二位的看法與打算；第二，我的看法是否妥當，如何表态，也未經征詢、商量——往一起碰碰；第三，尤其重要者，行前李老曾着重囑咐：當時中蘇關系有些欠協調，此書我們是求訪欲傳的，隻怕因外交關系不夠順暢，故看書之後表态時不宜過于強調其價值之珍貴，以防引起對方奇貨可居的心理，提出難應的條件，事将棘手——所以語氣分寸要恰當掌握……
而一到使館，大使的話裡，也正好包含了這麼一層顧慮的意思。
但事實上，據我後來私揣，那一顧慮似乎是過慮了，我感到館方倒是極願使之流傳的。
而事情的微妙又不在此一點——不要忘了，此本是李、孟二專家發現而撰文發表，始為世知、引起重視的，此為一大貢獻，在蘇聯學界也是功績與光榮，到此刻人家要聽聽中國專家的評價了!這在人家來說，太有關系了。
何況二位漢學修養很深，能說能寫，對紅學也很有研究。
請想，我若在會談的桌面上“信口胡雲”，能夠“交待”得下去嗎?
——這可就難極了，我被推上了這個表面“重要”而實際“入圍”的困境中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