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
原來，文學出版社出的書中，把人家文學所的紅學論點說成是“修正主義”，以緻使人家擡不起頭來，壓力很大。
——他們又以為是我“支持”另方，“反對”他們，而且用此手段施壓……(所以後來一直“不放”我)
其實呢，那是另位同志寫的，其過程是當時“古典部”負責人王仰晨命孫用撰寫“簡介”式“出版說明”之類那時是傳達了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的指示，書店陳列無書，難對外賓，命速出“四大名著”小說。
社方回報說“序言難寫”。
李副總理有點兒生氣地說：“你們序寫不出來，不是不要序也就行了嗎?!”這才改寫“簡介”、“說明”之小文以代“表态”。
，孫用撰後嫌“政治性不強”，改命另位重撰。
撰後還請謝永旺同志看過……
這經過清楚明白，而我卻成了“替罪羊”。
其實我也不必辯解。
一次我向蔣和森先生解釋，他為人極和厚，馬上攔我，說“不必解釋”。
可是另有些人至今“記”住我，以為我曾暗施手腳。
直到1962年準備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大典，中央十分重視，開了無數次會議，一次在讨論“卒年”會上，我才見到了何其芳先生。
出我想象之外，他不是風流潇灑“才子型”，是一位個子不高、腰圍圓粗的四川人。
他對我說了幾句話：“還是六三年就先舉行吧——以後還可以讨論再定。
”因為“六三”是他們的論點。
後來，收到何先生一封信，小字，拘謹式筆迹，寫得很長，親切而動人的文氣，中心一點是：他的論點“犯了錯誤”，對錯誤應“幫助”，而不要貶到一邊去(比如“打入冷宮”的滋味……)。
情辭動人，我看了十分感慨，知他承受的壓力巨大，非同小可。
如此一位領導人、名作家，向我這個小後生訴說，含有“求援”、“寬容”之意，我心豈安?
我今日以此小文紀念這位未曾“趕上”的中學老師——不知他是否疑心我是用“修正主義”來“制”他們的主角?
世間事，曲折複雜，時出人“智”外，“五百年後”考證家考證“紅學公案史”，會涉及我所遇到的人和事。
“考證”是“神通”有限的，常常弄得真實與幼稚颠倒起來。
草草記之，以備來哲審判——因為我是他們雙方的“罪人”，誰說我的好話呢?
詩曰：
“紅”事般般奧萬重，可憐雙罪兩無功。
今朝《畫夢》誰猶記?感慨當年彩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