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參天，拿雲攫月也不能構想一句“登到三層樓上仰望，還看不到那頂枝伸到何處”。
所以活與側，隻是“一樣話，百樣說”的方式問題，而不涉于涵義的單複的實指問題。
“複筆”與此，即不雷同了。
這仍然可以回到已舉的比喻:“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貌似雙面，實為一邊:隻為度陳倉，修棧道是煙幕而已。
但“手揮五弦，目送歸鴻”則與此大異:“彈琴的高士并非一心隻看大雁，手中彈奏隻是漠不經心”，不是的，他是曲音與意想兩面都“到”的，都高妙超逸為常俗所難及的。
正如鐘子期聽俞伯牙彈琴，深知其巍巍乎洋洋乎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并非是說彈出的每個音階就都在“說”高山或流水，更不是說他彈的連個曲調也沒有或也不是。
并非此義。
蓋即使不深明其志之所在，隻聽那琴音，它還是自為曲調，美音可賞的。
這似乎更接近于“寫此而注彼”的本旨。
這确乎是一種用筆的妙手，也是文心的奇境。
但世上有了俞伯牙，就有個鐘子期。
有了個曹雪芹，就有個戚蓼生。
倘非鐘、戚，俞、曹勢必千載之下亦無知者。
所以這又不是什麼概歎“士”與“知己”的有無離合，而是要說明在中華這方大地上孕育産生的文學藝術，其自身特色是不在表皮上“浮”着的，一眼可以“看到底”的淺薄的不禁咀含的東西它深厚有味，往往需要領悟到幾個層次。
中國的詩，樂，書，畫，莫不如是。
雪芹在第二十四回中寫了蔔世仁與倪二的一段故事，毫無疑問，在“這兒”是為了寫賈芸謀求在榮府的一個差使而遭到的“炎涼世态”(書的開頭交代過，《石頭記》要寫的乃是“離合悲歡，炎涼世态”的一部小說)，他本人的聰明精幹，茹苦孝親，以及榮府的權威勢利。
可是，人們隻看到“這兒”，總難想到:寫這個是為了後半部中榮府事敗，賈芸為了搭救鳳姐與寶玉于慘境，曾大大得力于醉金剛倪二等這些心性義俠的“市井”小人物——所謂“注彼”者，那“彼”都在後面呢，全出讀者斯時隻見他“寫此”的一切想象之外!
又如仍以賈芸為例。
也在第二十四回，他以寶玉的戲言為機緣，趁假裝真，“認”了“父親”，因此還得到寶玉的一句話，說他可到園中去看寶玉，以便談會，戒其勿與一般下流俗人相近。
賈芸因此到外書房求見等候，第一次“失敗”了——卻認識了紅玉(小紅)。
第二次成功了，進入怡紅院，得到寶玉的接待，襲人親自奉茶，目擊屋室之精美絕倫，寶玉之尊貴嬌養。
這在全書，一個園外男性，能被“寫進”怡紅院，除了醫生大夫，絕無此事。
這真是一個極觸目的特例!費了很大事，倒是寫到“入院”了，然而卻又沒有什麼真“内容”，不過談說誰家的丫鬟好，戲子好……，不久，寶玉就有倦色，機伶的芸哥兒就起身作辭了……
這都為了什麼?這究竟是否閑文贅筆——甚至是“敗筆”?我們應如何理解與賞會雪芹的文心匠意？
第一，在“這兒”，是自從賈政視察(今之“驗收”是也)園子工程之後，此方是第一次實寫怡紅院——賈政看到的，止是個“房框子”死物，賈芸見的才是“生活”真相。
寫恰紅院，從一個“外來人”目中意中下筆，正如寫鳳姐所居，也是從一個外來人(劉姥姥)目中意中下筆是同一機抒，同一用意。
看“這兒”，已是目眩神迷，如入天宮仙府，令人驚歎——倒不一定就是“羨慕”。
但雪芹的這“寫此”，卻是為了後文的“注彼”，迨到寶玉落難，貧困至極，無衣食，無宿處(傳聞是住在打更的更夫或叫花子的“雞毛房”)，是為了寫賈芸那時去救寶玉時，目中所見，心中所想，是與他到達怡紅院時形成怎樣的口不能言、目不忍睹的對比!
因提賈芸，還有第三例可舉。
第三十六回，書到“四九”之數，是《紅樓》藝術的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