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目前的中國,也不是古中國在它的過程中的任何一階段。
它的美,它的狹小整潔的道德系統,都是離現實很遠的,然而它決不是羅曼蒂克的逃避——從菜一觀點引渡到另一觀點上,往往被誤認為逃避。
切身的現實,因為距離太近的緣故,必得與另一個較明澈的現實聯系起來方才看得清楚。
京戲裡的人物,不論有什麼心事,總是痛痛快快說出來,身邊沒有心腹,便說給觀衆聽,語言是不夠的,于是再加上動作,服裝,臉譜的色彩與圖案。
連哭泣都有它的顯著的節拍——一串由大而小的聲音的珠子,圓整,光潔。
因為這多方面的誇張的表白,看慣了京戲覺得什麼都不夠熱鬧。
台上或許隻有一兩個演員,但也能造成一種擁擠的印象。
擁擠是中國戲劇與中國生活裡的要素之一。
中國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間呱呱堕地的,也在一大群人之間死去——有如十七八世紀的法國君王。
(《絕代豔後》瑪麗安東尼便在一間廣廳中生孩子,床旁隻圍着一架屏風,屏風外擠滿了等候好消息的大臣與貴族。
)中國人在哪裡也躲不了旁觀者。
上層階級的女人,若是舊式的,住雖住在深閨裡,早上一起身便沒有關房門的權利。
冬天,錦制的門簾擋住了風,但是門還是大開的,歡迎着國家大小的調查。
青天自日關着門,那是非常不名譽的事。
即使在夜晚,門悶上了,隻消将窗紙一舐,屋裡的情形也就一目了然。
婚姻與死亡更是公衆的事了。
鬧房的甚至有藏在床底下的。
病人“回光返照”的時候,黑壓壓聚了一屋子人聽取臨終的遺言,中國的悲劇是熱鬧,喧嚣,排場大的,自有它的理由;京戲裡的哀愁有着明朗,火熾的色彩。
就因為缺少私生活,中國人的個性裡有一點粗俗。
“事無不可對人言”,說不得的便是為非作歹。
中國人老是詫異,外國人喜歡守那麼些不必要的秘密。
不守秘密的結果,最幽微親切的感覺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觀者自衛地解釋一下。
這養成了找尋借口的習慣。
自己對自己也愛用借口來搪塞,因此中國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為人的。
群居生活影響到中國人的心理。
中國人之間很少有真正怪僻的。
脫略的高人嗜竹嗜酒,愛發酒瘋,或是有潔癬,或是不洗澡,講究們虱而談,然而這都是循規蹈矩的怪僻,不乏前例的。
他們從人堆裡跳出來,又加入了另一個人堆。
到哪兒都脫不了規矩。
規矩的繁重在舞台上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
京戲裡規律化的優美的動作,洋人稱之為舞蹈,其實那就是一切禮儀的真髓。
禮儀不一定有命意與作用,往往隻是為行禮而行禮罷了。
請安磕頭現在早經廢除。
據說磕頭磕得好看,很要一番研究。
我雖不會磕,但逢時遇節很願意磕兩個頭。
一般的長輩總是嚷着:“鞠躬!鞠躬!”隻有一次,我到祖姨家去,竟一路順風地接連磕了幾個頭,誰也沒攔我。
晚近像他們這樣慣于磕頭的人家,業已少見。
磕頭見禮這一類的小小的,不礙事的束縛,大約從前的人并不覺得它的可愛,現在将要失傳了,方才覺得可哀。
但看學生們魚貫上台領取畢業文憑,便知道中國人大都不會鞠躬。
顧蘭君在《侬本癡情》裡和丈夫鬧決裂了,要離婚,臨行時伸出手來和他握别。
他疑心她不貞,理也不理她。
她凄然自去。
這一幕,若在西方,固然是人情人理,動人心弦,但在中國,就不然了。
西方的握手的習慣已有幾百年的曆史,因之握手成了自然的表現,近于下意識作用。
中國人在應酬場中也學會了握手,但在生離死别的一刹那,動了真感情的時候,決想不到用握手作永訣的表示。
在這種情形之下,握手固屬不當,也不能拜辭,也不能萬福或鞠躬。
現代的中國是無禮可言的,除了在戲台上。
京戲的象征派表現技術極為徹底,具有初民的風格,奇怪的就是,平戲在中國開始風行的時候,華夏的文明早巳過了它的成熟期。
粗鄙的民間産物怎麼能夠得到清朝末葉儒雅風流的統治階級的器重呢?紐約人聽信美術批評家的熱烈的推薦,接受了原始性的圖畫與農村自制的陶器。
中國人舍昆曲而就京戲,卻是違反了一般評劇家的言論。
文明人聽文明的昆曲,恰配身份,然而新興的京戲裡有一種孩子氣的力量,合了我們内在的需要。
中國人的原始性沒有被根除,想必是我們的文化過于随随便便之故。
就在這一點上,我們不難找到中國人的永久的青春的秘密。
(原刊1943年11月《古今》半月刊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