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了——幾千裡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
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于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
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于語無倫次。
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幹的事。
我沒有寫曆史的志願，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态度，可是私下裡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幹的話。
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
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聽得出音樂的調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擁上來，淹沒了那點了解。
畫家。
文人。
作曲家将零星的。
湊巧發現的和諧聯系起來，造成藝術上的完整性。
曆史如果過于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為小說了。
像威爾斯①的《曆史大綱》，所以不能路于正史之列，便是因為它太合理化了一點，自始至終記述的是小我與大我的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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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威爾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英國作家。
除小說創作外，他也從事社會曆史研究。
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
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幹的事。
在香港，我們韌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裡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适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
後來她借到了一件寬大的黑色棉袍，對于頭上營營飛繞的空軍大約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
逃難的時候，宿舍的學生“各自奔前程”。
戰後再度相會她已經剪短了頭發，梳了男式的菲律賓頭，那在香港是風行一時的，為了可以冒充男性。
戰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應，确與衣服有關。
譬如說，蘇雷珈、蘇雷珈是馬來半島一個偏僻小鎮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膚，睡沉沉的眼睛與微微外露的白牙。
像一般的受過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恥。
她選了醫科，醫科要解剖人體，被解剖的屍體穿衣服不穿？蘇雷珈曾經顧慮到這一層，向人打聽過。
這笑話在學校裡早出了名。
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舍監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
在急難中蘇雷珈并沒忘記把她最顯煥的衣服整理起來，雖經許多有見識的人苦口婆心地勸阻，她還是在炮火下将那隻累贅的大皮箱設法搬運下山。
蘇雷砌加人防禦工作，在紅十字會分所充當臨時看護，穿着赤銅地綠壽字的織錦緞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雖覺可惜，也還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裝束給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會同那些男護士混得那麼好。
同他們一起吃苦，擔風險，開玩笑，她漸漸慣了，話也多了，人也幹練了。
戰争對于她是很難得的教育。
至于我們大多數的學生，我們對于戰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闆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着，到底還是睡着了。
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
出生人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着索日的生活典型。
有時候仿佛有點反常，然而仔細分析起來，還是一貫作風。
像艾蕪林，她是從中國内地來的，身經百戰，據她自己說是吃苦耐勞，擔驚受怕慣了的。
可是轟炸我們鄰近的軍事要塞的時候，艾英林第一個受不住，歇斯底裡起來，大哭大鬧，說了許多可怖的戰争的故事，把旁邊的女學生一個個吓得面無人色。
艾英林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健康的悲觀。
宿舍裡的存糧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英林比平時吃得特别多，而且勸我們大家努力地吃，因為不久便沒的吃了。
我們未嘗不想極力搏節，試行配繪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撓，她整天吃飽了就坐在一邊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裡，隻聽見機關槍“忒啦啦啪啪”像荷時上的雨。
因為怕流彈，大小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着亮洗萊，所以我們的菜湯裡滿是蠕蠕的蟲。
同學裡隻有炎櫻膽大，冒死上城去看電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後又獨自在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裡從容地潑水唱歌，舍監聽見歌聲，大大地發怒了。
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對衆人的恐怖的一種諷嘲。
港大停止辦公了，異鄉的學生被迫離開宿舍，無家可歸，不參加守城工作，就無法解決膳宿問題。
我跟着一大批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報了名領了證章出來就遇着空襲。
我們從電車上跳下來向人行道奔去，縮在門洞子裡，心裡也略有點懷疑我們是否盡了防空團員的責任。
——究竟防空員的責任是什麼，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仗已經打完了。
——門洞子裡擠滿了人，有腦油氣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
從人頭上看出去，是明淨的淺藍的天。
一輛空電車停在街心，電車外面，淡淡的太陽，電車裡面，也是太陽——單隻這電車便有一種原始的荒涼。
我覺得非常難受——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