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滿了攤子，賣胭脂、西藥、罐頭牛羊肉，搶來的西裝、絨線衫，累絲窗簾，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絨。
我們天天上城買東西，名為買，其實不過是看看而已。
從那時候起我學會了怎樣以買東西當作一件消遣。
——無怪大多數的女人樂此不疲。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
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競變成下流的，反常的。
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
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
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
漸漸有試驗性質的甜面包、三角餅，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
所有的學校教員、店夥、律師幫辦，全都改行做了餅師。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着窮人的青紫的屍首。
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吧？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
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因為沒有汽油，汽車行全改了吃食店，沒有一家綢緞鋪或藥房不兼賣糕餅。
香港從來沒有這樣饞嘴過。
宿舍裡的男女學生整天談講的無非是吃。
在這狂歡的氣氛裡，唯有喬納生孤單單站着，充滿了鄙夷和憤恨。
喬納生也是個華僑學生，曾經加入志願軍上陣打過仗。
他大衣裡隻穿着一件翻領襯衫，臉色蒼白，一绺頭發垂在眉間，有三分像詩人拜倫，就可惜是重傷風。
喬納生知道九龍作戰的情形。
他最氣的便是他們派兩個大學生出壕溝去把一個英國兵擡進來——“我們兩條命不抵他們一條。
招兵的時候他們答應特别優待，讓我們歸我們自己的教授管轄，答應了全不算話！”他投筆從戎之際大約以為戰争是基督教青年會所組織的九龍遠足旅行。
休戰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
除了由各大醫院搬來的幾個普通病人，其餘大都是中流彈的苦力與被捕時受傷的趁火打劫者。
有一個肺病患者比較有點錢，雇了另一個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采辦東西，穿着寬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滿街跑，院長認為太不成體統了，大發脾氣，把二人都攆了出去。
另有個病人将一卷繃帶，幾把手術刀叉，三條病院制服的褲子藏在褥單底下，被發覺了。
難得有那麼戲劇化的一刹那。
病人的日子是悠長得不耐煩的。
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裡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
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
在醫院裡，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整個的個性。
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仿佛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他們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裡。
從前那間房裡充滿了喧嘩——留聲機上唱着卡門·麥蘭達的巴西情歌，學生們動不動就摔碗罵廚子。
現在這裡躺着三十幾個沉默、煩躁、有臭氣的人，動不了腿，也動不了腦筋，因為沒有思想的習慣。
枕頭不夠用，将他們的床推到技子跟前，他們頭抵在柱子上，頸項與身體成九十度角。
就這樣眼睜睜躺着，每天兩頓紅米飯，一頓幹，一頓稀。
太陽照亮了玻璃門，玻璃上糊的防空紙條經過風吹雨打，已經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駁的白迹子像巫魔的小紙人，尤其在晚上，深藍的玻璃上現出奇形怪狀的小白魍魉的剪影。
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别長，有十小時。
夜裡沒有什麼事做。
病人大小便，我們隻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二十三号要屎乓。
”(“乓”是廣東話，英文pan盆的音譯)或是“三十号要溺壺。
”我們坐在屏風背後看書，還有宵夜吃，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面包。
唯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
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着地微笑着。
整夜地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
我不理。
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
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于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
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
”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
”他隻要人家繪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
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
他歎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點鐘，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燒牛奶，老着臉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過病房往廚下去。
多數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睜睜望着牛奶瓶，那在他們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為美麗的。
香港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寒冷的冬天。
我用肥皂去洗那沒蓋子的黃銅鍋，手疼得像刀割。
鍋上膩着油垢，工役們用它殿湯，病人用它洗臉。
我把牛奶倒進去，銅鍋坐在藍色的煤氣火焰中，像一尊銅佛坐在青蓮花上，澄靜，光麗。
但是那拖長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蹤到廚房裡來了。
小小的廚房隻點一支自蠟燭，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裡發慌，發怒，像被獵的獸。
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