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
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将他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自己縮到廚房裡去。
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面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
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
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地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們還念日文。
派來的教師是一個年輕的俄國人，黃頭發剃得光光的。
上課的時候他每每用日語問女學生的年紀。
她一時答不上來，他便猜：“十八歲？十九歲？不會超過甘歲吧？你住在幾樓？待會兒我可以來拜訪麼？”她正在盤算着如何托辭拒絕，他便笑了起來道：“不許說英文。
你隻會用日文說：‘請進來。
請坐。
請用點心。
’你不會說‘滾出去！”說完了笑話，他自己先把臉漲得通紅。
起初學生黑壓壓擠滿一課堂，漸漸減少了。
少得不成樣，他終于賭氣不來了，另換了先生。
這俄國先生看見我畫的圖，獨獨賞識其中的一張，是炎櫻單穿着一件襯裙的肖像。
他願意出港币五元購買，看見我們面有難色，連忙解釋：“五元，不連畫框。
”
由于戰争期間特殊空氣的感應，我畫了許多圖，由炎櫻着色。
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歡喜贊歎，似乎太不像話，但是我确實知道那些畫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畫的，以後我再也休想畫出那樣的圖來。
就可惜看了略略使人發糊塗。
即使以一生的精力為那些雜亂重疊的人頭寫注解式的傳記，也是值得的。
譬如說，那暴躁的二房東太太，鬥雞眼突出像兩隻自來水龍頭；那少奶奶，整個的頭與頸便是理發店的電氣吹風管；像獅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傳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紅絲襪的盡頭與吊襪帶。
有一幅，我特别喜歡炎櫻用的顔色，全是不同的藍與綠，使人聯想到“滄海月明珠有淚，藍團日暖玉生煙”那兩句詩。
一面在畫，一面我就知道不久我會失去那點能力。
從那裡我得到了教訓——老教訓：想做什麼，立刻去做，都許來不及了。
“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
有個安南①青年，在同學群中是個有點小小名氣的畫家。
他抱怨說戰後他筆下的線條不那麼有力了，因為自己動手做菜，累壞了臂膀。
因之我們每天看見他炸茄子(他隻會做一樣炸茄子)，總覺得凄慘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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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南，越南的舊稱。
戰争開始的時候，港大的學生大都樂得歡蹦亂跳，因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載難逢的盛事。
那一冬天，我們總算吃夠了苦，比較知道輕重了。
可是“輕重”這兩個宇，也難講……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隻有飲食男女這兩項。
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單純的獸性生活的圈子，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妊費精神麼？事實是如此。
香港的外埠學生困在那裡沒事做，成天就隻買菜，燒菜，調情——不是普通的學生式的調情，溫和而帶一點感傷氣息的。
在戰後的宿舍裡，男學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紙牌一直到夜深。
第二天一早，她還沒起床，他又來了，坐在床沿上。
隔壁便聽見她嬌滴滴叫喊：“不行！不嗎！不，我不！”一直到她穿衣下床為止。
這一類的現象給人不同的反應作用——會使人驚然回到孔子跟前去，也說不定。
到底相當的束縛是少不得的。
原始人天真雖天真，究竟不是一個充分的“人”。
醫院院長想到“戰争小孩”(戰争期間的私生子)的可能性，極其擔憂。
有一天，他瞥見一個女學生偷偷摸摸抱着一個長形的包裹溜出宿舍，他以為他的噩夢終于實現了。
後來才知道她将做工得到的米運出去變錢，因為路上流氓多，恐怕中途被劫，所以将一袋米改扮了嬰兒。
論理，這兒聚集了八十多個死裡逃生的年輕人，因為死裡逃生，更是充滿了生氣：有的吃，有的住，沒有外界的娛樂使他們分心；沒有教授(其實一般的教授們，沒有也罷)，可是有許多書，諸子百家，《詩經》、《聖經》，莎土比亞——正是大學教育的最理想的環境。
然而我們的同學隻拿它當做一個沉悶的過渡時期——過去是戰争的苦惱，未來是坐在母親膝上哭訴戰争的苦惱，把憋了許久的眼淚出清一下。
眼前呢，隻能夠無聊地在污穢的玻璃窗上徐滿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樣。
為了無聊而結婚，雖然無聊，比這種态度還要積極一點。
缺乏工作與消遣的人們不得不提早結婚，但看香港報上挨挨擠按的結婚廣告便知道了。
學生中結婚的人也有。
一般的學生對于人們的真性情素鮮有認識，一旦有機會刮去一點浮皮，看見底下的畏縮，怕癢，可憐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會愛上他們最初的發現。
當然，戀愛與結婚是于他們有益無損，可是自動地限制自己的活動範圍，到底是青年的悲劇。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
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
就可惜我們隻顧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隻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原刊1944年2月(天地)月刊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