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先生向我們說：“做文章，開頭一定要好，起頭起得好，方才能夠抓住讀者的注意力。
結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昧。
”我們大家點頭領會。
她繼續說道：“中間一定也要好——”還未說出所以然來，我們早巳哄堂大笑。
然而今天，當我将一篇小說寫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終于搖搖頭撕毀了的時候，我想到那位教師的話，不由得悲從中來。
寫作果然是一件苦事麼？寫作不過是發表意見，說話也同樣是發表意見，不見得寫文章就比說話難。
古時候，紙張筆墨未經發明，名貴的記錄與訓誨，用漆寫在竹簡上，手續極其累贅麻煩，人們難得有書面發表意見的機會，所以作風方面力求其簡短含蓄，不許有一句廢話。
後來呢，有了紙，有了筆，可以一搖而就，廢話就漸漸多了。
到了現在，印刷事業發達，寫文章更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不必鄭重出之。
最近紙張缺乏，上海的情形又略有變化，執筆者不得不三思而後寫了。
紙的問題不過是暫時的，基本問題還是：養成寫作習慣的人，往往沒有話找話說，而沒有寫作習慣的人，有話沒處說。
我并不是說有許多天才沒沒無聞地餓死在閣樓上。
比較天才更為要緊的是普通人。
一般的說來，活過半輩子的人，大都有一點真切的生活經驗，一點獨到的見解。
他們從來沒想到把它寫下來，事過境遷，就此湮沒了。
也許是至理名言，也許僅僅是無足重輕的一句風趣的插渾，然而積少成多，究竟是我們文化遺産的一項損失。
舉個例子，我認識一位太大，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對于老年人的脫發有極其精微的觀察。
她說：中國老太太從前往往秃頭，現在不秃了。
老太爺則反是，從前不秃，現在常有秃的。
外國老太大不秃而老太爺秃。
為什麼呢，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結論：舊時代的中國女人梳着太緊的發髻，将頭發痛苦地往後拉着，所以易秃。
男子以前沒有戴帽的習慣，現在的中國男子與西方人一般的長年離不開帽子，戴帽于頭發的健康有礙，所以秃頭的漸漸多了。
然則外國女人也戴帽子，何以不秃呢？因為外國女人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壓在眉心，忽而釘在腦後，時時改變位置，所以不至于影響到頭皮的青春活力。
諸如此類，有許多值得一記的話，若是職業文人所說，我就不敢公然剽竊了，可是像他們不靠這個吃飯的，說過就算了，我就像撿垃圾一般的撿了回來。
職業文人病在“自我表現”表現得過度，以至于無病呻吟，普遍人則表現得不夠，悶得謊。
年紀輕的時候，倒是敢說話，可是沒有人理睬他。
到了中年，在社會上有了地位，說出話來有相當分量，誰都樂意聽他的，可是正在努力的學做人，一味的唯唯否否，出言吐語，切忌生玲，總揀那爛熟的，人雲亦雲。
等到年紀大了，退休之後，比較不負責任，可以言論自由了，不幸老年人總是唠叨的居多，聽得人不耐煩，任是人情人理的話，也當做耳邊風。
這是人生一大悲劇。
真是缺乏聽衆的人，可以去教書，在講堂上海闊天空，由你發揮，誰打阿欠，扣誰的分數——再痛快也沒有了。
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請人吃飯，那人家就不能不委屈一點，聽你大展鴻論，推斷世界大戰何時結束，或是追叙你當年可歌可泣的初戀。
《笑林廣記》裡有一個人，專好替人寫扇子。
這一天，看見朋友手搖白折扇，立刻奪過來要替他寫。
那朋友雙膝跪下。
他攙扶不選道：“寫一把扇子并不費事，何必行此大禮？”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寫，我是求你别寫。
”
聽說從前有些文人為人所忌，給他們錢叫他們别寫，像我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