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着自給的快樂的，也許因為我于這還是新鮮的事，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
我立在煙鋪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
後來我離開了父親，跟着母親住了。
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着我母親的。
她是位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
在孩子的眼裡她是遼遠而神秘的。
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
可是後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着，為自己的忘思負義磨難着，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
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
“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着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面是買雜志的大衆。
不是拍大衆的馬屁的話——大衆實在是最可愛的顧主，不那麼反複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
而且大衆是抽象的。
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
當然情願要一個抽象的。
嫌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圖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言說：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裡去找尋靈感。
于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
囤到現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了，把它送到寄售店裡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近，一個賣萊的老頭稱了菜裝進我的網袋的時候，把網袋的絆子銜在嘴裡銜了一會兒。
我拎着那濕濡的絆子，并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
自己發現與前不同的地方，心裡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步，也說不出是為什麼。
穿
張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
他喜歡一個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藍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徽露出紅綢旗袍，天真老實之中帶點誘惑性，我沒有資格進他的小說，也沒有這志願。
因為我母親愛做衣服，我父親曾經咕噜過：“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别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着，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
我說過：“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團，吃一切難于消化的東西。
”越是性急，越覺得日子太長。
童年的一天一天，溫暖而遲慢，正像老棉鞋裡面，粉紅絨裡子上曬着的陽光。
有時候又嫌日子過得太快了，突然長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國衣服，蔥綠織錦的，一次也沒有上身，已經不能穿了。
以後一想到那件衣服便傷心，認為是終生的遺憾。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着，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顔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渾身都生了陳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着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
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學畢業後跟着母親過。
我母親提出了很公允的辦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要繼續讀書，就沒有餘錢兼顧到衣裝上。
我到香港去讀大學，後來得了兩個獎學金，為我母親省下了一點錢，覺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沉溺其中。
色澤的調和，中國人新從西洋學到了“對照”與“和諧”兩條規矩——用粗淺的看法，對照便是紅與綠，和諧便是綠與綠。
殊不知兩種不同的綠，其沖突傾軋是非常顯著的；兩種綠越是隻推扳一點點，看了越使人不安。
紅綠對照，就像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