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大喜歡音樂。
不知為什麼，顔色與氣味常常使我快樂，而一切的音樂都是悲哀的。
即使是所謂“輕性音樂”，那跳躍也像是浮面上的，有點假。
譬如說顔色：夏天房裡下着簾子，龍須草席上堆着一疊舊睡衣，折得很齊整，翠藍夏布杉，青綢褲，那翠藍與青在一起有一種森森細細的美，并不一定使人發生什麼聯想，隻是在房間的薄暗裡挖空了一塊，悄沒聲地留出這塊地方來給喜悅。
我坐在一邊，無心中看到了，也高興了好一會。
還有一次，浴室裡的燈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燈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白裡發青發黑，鍍上一層新的潤滑，而且變得簡單了，從門外望進去，完全像一張現代派的圖畫，有一種新的立體。
我覺得是絕對不能夠走進去的，然而真的走進去了。
仿佛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興而又害怕，觸了電似地微微發麻，馬上就得出來。
總之，顔色這樣東西，隻有沒顔落色的時候是凄慘的；但凡讓人注意到，總是可喜的，使這世界顯得更真實。
氣味也是這樣的。
别人不喜歡的有許多氣味我都喜歡，霧的輕微的黴氣，雨打濕的灰塵，蔥蒜，廉價的香水。
像汽油，有人聞見了要頭昏，我卻特意要坐在汽車夫旁邊，或是走到汽車後面，等它開動的時候，“布布布”放氣。
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滿房都是那清剛明亮的氣息；我母親從來不要我幫忙，因為我故意把手腳放慢了，盡着汽油大量蒸發。
牛奶燒煙了，火柴燒黑了，那焦香我聞見了就覺得餓。
油漆的氣味，因為嶄嶄新，所以是積極奮發的，仿佛在新房子裡過新年，清冷、幹淨，興旺。
火腿鹹肉花生油擱得日子久，變了昧，有一種“油哈”氣，那個我也喜歡，使油更油得厲害，爛熟，豐盈，如同古時候的“米爛陳倉”。
香港打仗的時候我們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燒的，有強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慣要嘔，後來發現肥皂也有一種寒香。
戰争期間沒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齒我也不介意。
氣味總是暫時，偶爾的；長久嗅着，即使可能，也受不了。
所以氣味到底是小趣昧。
而顔色，有了個顔色就有在那裡了，使人安心。
顔色和氣味的愉快性也許和這有關系。
不像音樂，音樂永遠是離開了它自己到别處去的，到哪裡，似乎誰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經過去了，跟着又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
我最怕的是凡啞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緊緊把握貼戀着的一切東西都流了去了。
胡琴就好得多，雖然也蒼涼，到臨了總像是北方人的“話又說回來了”，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
凡啞林上拉出的永遠是“絕調”，回腸九轉，太顯明地賺人眼淚，是樂器中的悲旦。
我認為戲裡隻能有正旦貼旦小旦之分而不應當有“悲旦”、“風騷潑旦”、“言論老生”(民國初年的文明戲裡有專門發表政治性演說的“言論老生”)。
凡啞林與鋼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樂隊，以鋼琴與凡啞林為主，我也讨厭，零零落落，曆碌不安，很難打成一片，結果就像中國人合作的畫，畫一個美人，由另一個人補上花卉，又一個人補上背景的亭台樓閣，往往沒有情調可言。
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沖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嚎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于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響樂，因為編起來太複雜，作曲者必須經過艱苦的訓練，以後往往就沉溺于訓練之中，不能自拔。
所以交響樂常有這個毛病：格律的成份過多。
為什麼隔一陣子就要來這麼一套？樂隊突然緊張起來，埋頭咬牙，進人決戰最後階段，一鼓作氣，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場聽衆掃數肅清鏟除消滅，而觀衆隻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級的音樂修養，在無數的音樂會裡坐過的；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們知道這音樂是會完的。
我是中國人，喜歡喧嘩吵鬧，中國的鑼鼓是不問情由，劈頭劈腦打下來的，再吵些我也能夠忍受，但是交響樂的攻勢是慢慢來的，需要不少的時間把大喇叭小喇叭鋼琴凡啞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裡埋伏起來，此起彼應，這樣有計劃的陰謀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樂接觸，是八九歲的時候，母親和姑姑剛回中國來，站始每天練習鋼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緊匝着絨線衫的窄袖子，大紅絨線裡絞着細銀絲。
琴上的玻璃瓶裡常常有花開着。
琴彈出來的，另有一個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個世界，不過是牆上桂着一面大鏡子，使這房間看上去更大一點，然而還是同樣的斯文雅緻的，裝着熱水汀的一個房間。
有時候我母親也立在姑姑背後，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
我母親學唱，純粹因為肺弱，醫生告訴她唱歌于肺有益。
無論什麼調子，由她唱出來都有點像吟詩(她常常用拖長了的湖南腔背誦唐詩)，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