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發音一來就比鋼琴低半個音階，但是她總是抱歉地笑起來，有許多嬌媚的解釋。
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時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遠有飄堕的姿勢。
我總站在旁邊聽，其實我喜歡的并不是鋼琴而是那種空氣。
我非常感動地說：“真羨慕呀！我要彈得這麼好就好了！”于是大人們以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樂的小孩，不能埋沒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學琴。
母親說：“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樣愛惜你的琴。
”琴鍵一個個雪白，沒洗過手不能碰。
每天用一塊鹦哥綠絨布親自揩去上面的灰塵。
我被帶到音樂會裡，預先我母親再三告誡：“絕對不可以出聲說話，不要讓人家罵中國人不守秩序。
”果然我始終沉默着，坐在位于上動也不動，也沒有睡着。
休息十分鐘的時候，母親和始妨竊竊議論一個紅頭發的女人：“紅頭發真是使人為難的事呀！穿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紅色黃色都犯了沖，隻有綠。
紅頭發穿綠，那的确……”在那燈光黃暗的廣廳裡，我找來找去看不見那紅頭發的女人，後來在汽車上一路想着，頭發難道真有大紅的麼？很為困惑。
以後我從來沒有自動地去聽過音樂會，就連在夏夜的公園裡，遠遠坐着不買票，享受露天音樂廳的交響樂，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國女人，寬大的面頰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時常誇獎我，容易激動的藍色大眼睛裡充滿了眼淚，抱着我的頭吻我。
我客氣地微笑着，記着她吻在什麼地方，隔了一會才用手綢子去擦擦。
到她家去總是我那老女傭領着我，我還不會說英文，不知怎樣地和她話說得很多，連老女傭也常常參加談話。
有一個星期尾她到高橋遊泳了回來，驕傲快樂地把衣領解開給我們看，粉紅的背上曬塌了皮，雖然已經隔了一天，還有興興轟轟的汗味太陽味。
客室的牆壁上挂滿了暗沉沉的棕色舊地毯，安着綠漆紗門，每次出進都是她丈夫極有禮貌地替我們開門，我很矜持地，從來不向他看，因此幾年來始終不知道他長得是什麼樣子，似乎是不見天日的陰白的臉，他太大教琴養家，他不做什麼事。
後來我進了學校，學校裡的琴先生時常生氣，把琴譜往地下一掼，一掌打在手背上，把我的手橫掃到鋼琴蓋上去，砸得骨節震痛。
越打我越偷懶，對于鋼琴完全失去了興趣，應當練琴的時候坐在琴背後的地闆上看小說。
琴先生結婚之後脾氣好了許多。
她搽的粉不是浮在臉上——離着臉總有一寸遠。
松松地包着一層白粉，她竟向我笑了，說：“早！”但是我還是害怕，每次上課之前立在琴間門口等着鈴響，總是渾身發抖，想到浴室裡去一趟。
因為已經下了幾年的工夫，仿佛投資開店，拿不出來了，棄之可惜，所以一直學了下去，然而後來到底不得不停止了。
可是一方面繼續在學校裡住讀，常常要走過那座音樂館，許多小房間，許多人叮叮略略彈琴，紛紛的琴宇有搖落、寥落的感覺，仿佛是黎明，下着雨，天永遠亮不起來了，空空的雨點打在洋鐵棚上，空得人心裡難受。
彈琴的偶爾踩動下面的踏闆，琴宇連在一起和成一片，也不過是大風把雨吹成了煙，風過處，又是滴滴嗒塔稀稀朗朗的了。
彈着琴，又像在幾十層樓的大廈裡，急急走上仆人苦力推
銷員所用的後樓梯，灰色水泥樓梯，黑鐵欄杆，兩旁夾着灰色水泥牆壁，轉角處堆着紅洋鐵桶與冬天的沒有氣味的灰寒的垃圾。
一路走上去，沒遇見一個人；在那陰風慘慘的高房子裡，隻是往上走。
後來離鋼琴的苦難漸漸遠了，也還聽了一些交響樂(大都是留聲機上的，因為比較短)，總嫌裡面慷慨激昂的演說腔太重。
倒是比較喜歡十八世紀的宮廷音樂，那些精緻的Minuet，尖手尖腳怕碰壞了什麼似的——的确那時候的歐洲人迷上了中國的瓷器，連房間家具都用瓷器來做，白地描金，非常細巧的椅子。
我最喜歡的古典音樂家不是浪漫派的貝多漢或肖班，卻是較早的巴黑，巴黑的曲子并沒有宮樣的纖巧，沒有廟堂氣也沒有英雄氣，那裡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卻又得心應手；小木屋裡，牆上的挂鐘滴塔搖擺；從木碗裡喝羊奶；女人牽着裙子請安；綠草原上有思想着的牛羊與沒有思想的自雲彩；沉甸甸的喜悅大聲敲動像金色的結婚的鐘。
如同勃朗甯的詩裡所說的：
上帝在他的天庭裡，
世間一切都好了。
歌劇這樣東西是貴重的，也止于貴重。
歌劇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像妒忌這樣的原始的感情，在歌劇裡也就是最簡單的妒忌，一方面卻用最複雜最文明的音樂把它放大一千倍來奢侈地表現着，因為不調和，更顯得吃力。
“大”不一定是偉大。
而且那樣的隆重的熱情，那樣的捶胸脯打手勢的英雄，也讨厭。
可是也有它偉大的時候——歌者的金嗓子在高壓的音樂下從容上升，各種各樣的樂器一個個揣揣懾優了；人在人生的風浪裡突然站直了身子，原來他是很高很高的，眼色與歌聲便在星群裡也放光。
不看他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