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是真的。
可是在日常生活裡碰見他們，因為我的幼稚無能，我知道我同他們混在一起，得不到什麼好處的，如果必須有接觸，也是斤斤較量，沒有一點容讓，總要個恩怨分明。
但是像蘇青，即使她有什麼地方得罪我，我也不會記根的。
——并不是因為她是個女人。
她起初寫給我的索稿信，一來就說“叨在同性”，我看了總要笑。
——也不是因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
第一，我不喜歡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蘇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
女人的弱點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講理。
譬如說，前兩天的對談會裡，一開頭，她發表了一段意見關于婦女職業。
“記者”方面的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可是……”她凝思了一會，臉色慢慢地紅起來，忽然有一點生氣了，說：“我又不是同你對談——要你駁我做什麼？”大家哄然笑了，她也笑。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愛的。
即使在她的寫作裡，她也沒有過人的理性。
她的理性不過是常識——雖然常識也正是難得的東西。
她與她丈夫之間，起初或者有負氣，得到離婚的一步，卻是心平氣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簡單。
她丈夫并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
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裡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系是可以維持下去的。
然而背後的社會制度的崩壞，暴露了他的不負責。
他不能養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職業上的發展。
而蘇青的脾氣又是這樣，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隻有分開。
這使我想起我自己，從父親家裡跑出來之前，我母親秘密傳話給我：“你仔細想一想。
跟父親，自然是有錢的，跟了我，可是一個錢都沒有，你要吃得了這個苦，沒有反悔的。
”當時雖然被禁鋼着，渴望着自由，這樣的問題也還使我痛苦了許久。
後來我想，在家裡，盡管滿眼看到的是銀錢進出，也不是我的，将來也不一定輪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後幾年的求學的年齡反倒被耽擱了。
這樣一想，立刻決定了。
這樣的出走沒有一點慷慨激昂。
我們這時代本來不是羅曼蒂克的。
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稱心，真是難，就像“雙手擘開生死路”那樣的艱難巨大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對于物質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了與愛悅，也是應當的。
而對于我，蘇青就象征了物質生活。
我将來想要一間中國風格的房，雪白的粉牆，金漆桌椅，大紅椅墊，桌上放着豆綠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團，每一隻上面點着個胭脂點。
中國的房屋有所謂“一明兩暗”，這當然是明間。
這裡就有一點蘇青的空氣。
這篇文章本來是關于蘇青的，卻把我自己說上許多，實在對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釋的地方，我隻能由我自己出發來解釋。
說到物質，與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開的。
可是我覺得，刺激性的享樂，如同浴缸裡淺淺地放了水，坐在裡面，熱氣上騰，也得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終究淺，即使躺下去，也設法子淹沒全身，思想複雜一點的人，再荒唐，也難求得整個的沉涵。
也許我見識得不夠多，可以這樣想。
我對于聲色犬馬最初的一個印象，是小時候有一次，在姑姑家裡借宿，她晚上有宴會，出去了，剩我一個人在公寓裡，對門的逸園跑狗場，紅燈綠燈，數不盡的一點一點，黑夜裡，狗的吠聲似沸，聽得人心裡亂亂地。
街上過去一輛汽車，雪亮的車燈照到樓窗裡來，黑房裡家具的影子滿房跳舞，直飛到房頂上。
久已忘記了這一節了。
前些時有一次較緊張的空襲，我們經濟力量夠不上逃難(因為逃難不是一時的事，卻是要久久耽擱在無事可做的地方)，轟炸倒是聽天由命了，可是萬一長期地斷了水，也不能不設法離開這城市。
我忽然記起了那紅綠燈的繁華，雲裡霧裡的狗的狂吠。
我又是一個人坐在黑房裡，沒有電，瓷缸裡點了一隻白蠟燭，黃瓷缸上凸出綠的小雲龍，靜靜含着圓光不吐。
全上海死寂，隻聽見房間裡一隻鐘滴嗒滴嗒定。
蠟燭放在熱水汀上的一塊玻璃闆上，隐約照見熱水汀管子的撲落，撲落上一個小箭頭指着“開”，另一個小箭頭指着“關”，恍如隔世。
今天的一份小報還是照常送來的，拿在手裡，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是親切，傷鋤。
就着燭光，吃力地讀着，什麼郎什麼翁，用我們熟悉的語調說着俏皮話，關于大餅、白報紙、暴發戶，慨歎着回憶到從前，三塊錢叫堂差的黃金時代。
這一切，在着的時候也不曾為我所有，可是眼看它毀壞，還是難過的——對于千千萬萬的城裡人，别的也沒有什麼了呀！
一隻鐘滴嗒滴嗒，越走越響。
将來也許整個的地面上見不到一隻時辰鐘。
夜晚投宿到荒村，如果忽然聽見鐘擺的滴晤，那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