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就丢了。
一本小說集，是十年前寫的，去年在香港再版。
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寫的，我這次離開上海的時候很匆促，一本也沒帶，這是香港的盜印本，即得非常惡劣。
還有一本《赤地之戀》，是在《秧歌》以後寫的。
因為要顧到東南亞一般讀者的興味，自已很不滿意。
而銷路雖然不像《秧歌》那樣慘，也并不見得好。
我發現遷就的事情往往是這樣。
《醒世姻緣》和《海上花》一個寫得濃，一個寫得淡，但是同樣是最好的寫實的作品。
我常常巷它們不平，總覺得它們應當是世界名著。
《海上花》雖然不是沒有缺陷的，像《紅樓夢》沒有寫完也未始不是一個缺陷。
缺陷的性質雖然不同，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
我一直有一個志願，希望将來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緣》譯成英文。
裡面對白的語氣非常難譯，但是也并不是絕對不能譯的。
我本來不想在這裡提起的，因為您或者會擔憂，覺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會糟蹋了原著。
但是我不過是有這樣一個願望，眼前我還是想多寫一點東西。
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實行的話，一定會先譯半回寄了來，讓您看行不行。
視近好
張愛玲二月廿日
同年十一月，我到紐約不久，就去見适之先生，跟一個錫蘭朋友炎櫻一同去。
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裡出現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曬着太陽，我都有點恍倔起來，仿佛還在香港。
上了樓，室内陳設也看着眼熟得很。
适之先生穿着長袍子。
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我聽得更覺得熟悉。
她端麗的圓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摸樣，兩手交握着站在當地，态度有點生澀。
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适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于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他們倆都很喜歡炎櫻，問她是哪裡人。
她用國語回答，不過她離開上海久了，不大會說了。
喝着玻璃杯裡泡着的綠茶，我還沒進門就有的時空交疊的感覺更濃了。
我看的《胡适文存》是在我父親窗下的書桌上，與較不像樣的書并列。
他的《歇浦潮》、《人心大變》、《海外缤紛錄》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适文存》則是坐在書桌前看的。
《海上花》似乎是我父親看了胡适的考證去買來的。
《醒世姻緣》是我破例要了四塊錢去買的。
買回來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繪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從第三本看起，因為讀了考證，大緻已經有點知道了。
好幾年後，在港戰中當防空員，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拾不起頭來。
房頂上裝着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标，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
我隻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我姑姑有個時期跟我父親借書着，後來兄妹鬧翻了不來往，我父親有一次頓倔的笑着咕噜了一聲：“你姑姑有兩本書還沒還我。
”我姑妨也有一次有點不好意思的說：“這本《胡适文存》還是他的。
”還有一本蕭伯納的《聖女貞德》，德國出版的，她很喜歡那米色的袖珍本，說：“他這套書倒是好。
”她和我母親跟胡适先生同桌打過牌。
戰後報上登着胡适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着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她看着笑了起來說：“适之這樣年輕！”
那天我跟炎櫻去過以後，炎櫻去打聽了來，對我說：“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
”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
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内的，對外隻限于輸入。
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适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隻要有心理學家榮(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裡。
榮與弗洛伊德齊名。
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入殺死的。
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我後來又去看過胡适先生一次，在書房裡坐，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制的，幾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
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
跟适之先生談，我确是如對神明。
較具體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隻想較近真實。
适之先生講起大陸，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隻限于一九三0年代。
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了個話題。
我隻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因而梗梗于心的這兩段。
他還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
”我不由得笑了。
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
适之先生一看，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