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就又說到别處去了。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①，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
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仿佛太荒唐。
原因是我們家裡從來不提祖父。
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
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
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濤也不是她做的。
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
過天再問他關于祖父别的事，他悼悼然說：“都在爺爺在集子裡，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
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說。
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漲，也看不出幕後事情。
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仿佛喜歡講家世似的。
①張愛玲的祖父系晚清名臣張佩綸(1848—1903)。
張佩綸，字幼樵，與寶廷、吳大、陳寶琛等評議朝政，号稱清流派。
1884年(光緒十年)，中法戰争期間被派赴福建會辦海防，因玩忽職守，使福建海軍潰于一旦，受革職充軍處分，1888年獲釋後，任李鴻章幕僚(他又是李鴻章的女婿)。
下文中所說他的集子，指《澗于集》和《澗于日記》。
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什麼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着問：“怎麼想起來問這些？”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不民主。
我幾下子一碰壁，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一看到關于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一歸人正史就毫無印象。
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
又說正在給《外交》雜志(“Foreign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他們這裡都要改的。
”我後來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錄，看有沒有登出來，工作忙，也沒看。
感恩節那天，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裡吃飯，人很多，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幹淨，霓虹燈也特别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
我非常快樂，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
剛巧胡适先生打電話來，約我跟他們吃中國館子。
我告訴他剛吃了回來吐了，他也就算了，本來是因為感恩節，怕我一個人寂寞。
其實我哪過什麼感恩節。
炎櫻有認識的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子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
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①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裡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汕汕的嗤笑着。
唯有年齡限制，也有幾位胖太大，大概與教會有關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
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
餐廳裡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裡(TheBowery)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蒙蒙，有氣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着。
①救世軍，基督教(新教)的一個社會活動組織，從事宗教宣教和慈善事業。
其編制仿效軍隊，在世界各地設有分支機構。
有一天胡适先生來看我，請他到客廳去坐，裡面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還有個講台，台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舊沙發。
沒什麼人，幹事們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誰也不肯去。
我也是第一次進去，看着隻好無可奈何的笑。
但是适之先生直贊這地方很好。
我心裡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
坐了一會出來，他一路四面看着，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
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
我當時也沒有琢磨出來，隻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有一天晚上去參加複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着說話。
天冷，風大，隔着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
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氵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者是望着，看怔住了。
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
我忽然一陣凜然，想着：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
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
我出來沒穿大衣，裡面暖氣太熱，隻穿着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隻覺得風飕飕的。
我也跟着向河上望過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着十萬八千裡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适之先生。
我二月裡搬到紐英倫去，幾年不通消息。
一九五八年，我申請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會去佐半年，那是A＆P超級市場後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是海邊山谷裡一個魅麗的地方，前年關了門，報上說蝕掉五十萬。
我寫信請适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廊頁上題字。
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
寫了封短信去道謝後，不記得什麼時候讀到胡适返台消息。
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隻憫餾的。
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