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變兩年前,我同炎櫻剛進港大,有一天她說她父親有個老朋友請她看電影,叫我一塊去。
我先說不去,她再三說:“沒什麼,不過是我父親從前的一個老朋友,生意上也有來往的。
打電話來說聽見摩希甸的女兒來了,一定要見見。
”單獨請看電影,似乎無論中外都覺得不合适。
也許舊式印度人根本不和女性來往,所以沒有這些講究。
也許還把她當小孩看待。
是否因此要我陪着去,我也沒問。
是中環一家電影院,香港這一個類型的古舊建築物有點像影片中的早期澳洲式,有一種陰暗污穢大而無當的感覺,相形之下街道相當狹窄擁擠。
大廣告牌上畫的仿佛是流血的大場面,烏七八糟,反正不是想看的片子,也目不暇給。
門口已經有人迎了上來,高大的五十多歲的人,但是瘦得隻剩下個框子。
穿着一套泛黃的白西裝,一二十年前流行,那時候已經絕迹了的。
整個像毛姆小說裡流落遠東或南太平洋的西方人,膚色與白頭發全都是泛黃的髒白色,隻有一雙纏滿了血絲的麻黃大眼睛像印度人。
炎櫻替我介紹,說:“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來。
”不料他忽然露出非常窘的神氣,從口袋裡掏出兩張戲票向她手裡一塞,隻咕賊了一聲“你們進去”,匆匆的就往外走。
“不不,我們去補張票,你不要走,”炎櫻連忙說,“潘那機先生!不要走!”
我還不懂是怎麼回事。
他隻擺了擺手,臨走又想起了什麼,把手裡一包紙包又往她手裡一塞。
她都有點不好意思,微笑低聲解釋:“他帶的錢隻夠買兩張票。
”打開紙包,見是兩塊浸透加糖雞蛋的煎面包,用花花綠綠半透明的面包包裝紙包着,外面的黃紙袋還沁出油漬來。
我們隻好進去。
是樓上的票,最便宜的最後幾排。
老式電影院,樓上既大又坡斜得厲害,真還沒看見過這樣險陡的角度。
在昏黃的燈光中,跟着領票員爬山越嶺上去,狹窄的梯級走道,釘着麻袋式棕草地毯。
往下一看,密密麻麻的樓座扇形展開,“地陷東南”似的傾塌下去。
下緣一線欄杆攔住,懸空吊在更低的遠景上,使人頭暈。
坐了下來都怕跌下去,要抓住座位扶手。
開映後,銀幕奇小,看不清楚,聽都聽不大見。
在黑暗中她遞了塊煎面包給我,拿在手裡怕衣裳上沾上油,就吃起來,味道不錯,但是吃着很不是味。
吃完了,又忍耐着看了會電影,都說:“走吧,不看了。
”
她告訴我那是個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從前生意做得很大。
她小時候佐在香港,有個麥唐納太太,本來是廣東人家養女,先跟了個印度人,第三次與人同居是個蘇格蘭人麥唐納,所以自稱麥唐納太太,有許多孩子。
跟這帕西人也認識,常跟他鬧着要給他做媒,又硬要把大女兒嫁給他。
他也是喜歡宓妮,那時候宓妮十五歲,在學校讀書,不肯答應。
她母親騎在她身上打,硬逼着嫁了過去,二十二歲就離婚,有一個兒子,不給他,也不讓見面。
他就喜歡這兒子,從此做生意倒黴,越來越蝕本。
宓妮在洋行做事,兒子有十九歲了,跟她像妨妹兄弟一樣。
有一天宓妮請炎櫻吃飯,她又叫我一塊去。
在一個廣東茶樓午餐,第一次吃到菊花茶,擱糖。
宓妮看上去二三十歲,穿着洋服,中等身材,體态輕盈,有點深目高鼻,薄嘴唇,非常像我母親。
一頓飯吃完了,還是覺得像。
炎櫻見過我母親,我後來問她是不是像,她也“是同一個典型”,大概沒有我覺得像。
我母親也是被迫結婚的,也是一有了可能就離了婚。
我從小一直聽見人說她像外國人,頭發也不大黑,膚色不白,像拉丁民族。
她們家是明朝從廣東搬到湖南的,但是一直守舊,看來連娶妻也不會娶混血兒。
我弟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