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變兩年前，我同炎櫻剛進港大，有一天她說她父親有個老朋友請她看電影，叫我一塊去。
我先說不去，她再三說：“沒什麼，不過是我父親從前的一個老朋友，生意上也有來往的。
打電話來說聽見摩希甸的女兒來了，一定要見見。
”單獨請看電影，似乎無論中外都覺得不合适。
也許舊式印度人根本不和女性來往，所以沒有這些講究。
也許還把她當小孩看待。
是否因此要我陪着去，我也沒問。
是中環一家電影院，香港這一個類型的古舊建築物有點像影片中的早期澳洲式，有一種陰暗污穢大而無當的感覺，相形之下街道相當狹窄擁擠。
大廣告牌上畫的仿佛是流血的大場面，烏七八糟，反正不是想看的片子，也目不暇給。
門口已經有人迎了上來，高大的五十多歲的人，但是瘦得隻剩下個框子。
穿着一套泛黃的白西裝，一二十年前流行，那時候已經絕迹了的。
整個像毛姆小說裡流落遠東或南太平洋的西方人，膚色與白頭發全都是泛黃的髒白色，隻有一雙纏滿了血絲的麻黃大眼睛像印度人。
炎櫻替我介紹，說：“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來。
”不料他忽然露出非常窘的神氣，從口袋裡掏出兩張戲票向她手裡一塞，隻咕賊了一聲“你們進去”，匆匆的就往外走。
“不不，我們去補張票，你不要走，”炎櫻連忙說，“潘那機先生！不要走！”
我還不懂是怎麼回事。
他隻擺了擺手，臨走又想起了什麼，把手裡一包紙包又往她手裡一塞。
她都有點不好意思，微笑低聲解釋：“他帶的錢隻夠買兩張票。
”打開紙包，見是兩塊浸透加糖雞蛋的煎面包，用花花綠綠半透明的面包包裝紙包着，外面的黃紙袋還沁出油漬來。
我們隻好進去。
是樓上的票，最便宜的最後幾排。
老式電影院，樓上既大又坡斜得厲害，真還沒看見過這樣險陡的角度。
在昏黃的燈光中，跟着領票員爬山越嶺上去，狹窄的梯級走道，釘着麻袋式棕草地毯。
往下一看，密密麻麻的樓座扇形展開，“地陷東南”似的傾塌下去。
下緣一線欄杆攔住，懸空吊在更低的遠景上，使人頭暈。
坐了下來都怕跌下去，要抓住座位扶手。
開映後，銀幕奇小，看不清楚，聽都聽不大見。
在黑暗中她遞了塊煎面包給我，拿在手裡怕衣裳上沾上油，就吃起來，味道不錯，但是吃着很不是味。
吃完了，又忍耐着看了會電影，都說：“走吧，不看了。
”
她告訴我那是個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從前生意做得很大。
她小時候佐在香港，有個麥唐納太太，本來是廣東人家養女，先跟了個印度人，第三次與人同居是個蘇格蘭人麥唐納，所以自稱麥唐納太太，有許多孩子。
跟這帕西人也認識，常跟他鬧着要給他做媒，又硬要把大女兒嫁給他。
他也是喜歡宓妮，那時候宓妮十五歲，在學校讀書，不肯答應。
她母親騎在她身上打，硬逼着嫁了過去，二十二歲就離婚，有一個兒子，不給他，也不讓見面。
他就喜歡這兒子，從此做生意倒黴，越來越蝕本。
宓妮在洋行做事，兒子有十九歲了，跟她像妨妹兄弟一樣。
有一天宓妮請炎櫻吃飯，她又叫我一塊去。
在一個廣東茶樓午餐，第一次吃到菊花茶，擱糖。
宓妮看上去二三十歲，穿着洋服，中等身材，體态輕盈，有點深目高鼻，薄嘴唇，非常像我母親。
一頓飯吃完了，還是覺得像。
炎櫻見過我母親，我後來問她是不是像，她也“是同一個典型”，大概沒有我覺得像。
我母親也是被迫結婚的，也是一有了可能就離了婚。
我從小一直聽見人說她像外國人，頭發也不大黑，膚色不白，像拉丁民族。
她們家是明朝從廣東搬到湖南的，但是一直守舊，看來連娶妻也不會娶混血兒。
我弟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