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骧教授有一次對我說:“中國文學的好處在詩,不在小說。
”有人認為陳先生不夠重視現代中國文學。
其實我們的過去這樣悠長傑出,大可不必為了最近幾十年來的這點成就斤斤較量。
反正他是指傳統的詩與小說,大概沒有疑義。
當然他是對的。
就連我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也常在舊詩裡看到一兩句切合自己的際遇心情,不過是些世俗的悲歡得失,詩上竟會有,簡直就像是為我寫的,或是我自己寫的——不過寫不出——使人千載之下感激震動,像流行歌偶有個喜歡的調子,老在頭上心上蒙回不已。
舊詩的深廣可想而知。
詞的世界就仿佛較小,較窒息。
舊小說好的不多,就是幾個長篇小說。
《水浒傳》源自民間傳說編成的話本,有它特殊的曆史背景,近年來才經學者研究出來,是用梁山泊影射南宋抗金的遊擊隊。
當時在異族的統治下,說唱者與聽衆之間有一種默契,現代讀者沒有的。
在現在看來,純粹作為小說,那還是金聖歎删剩的七十一回本有真實感。
因為中國從前沒有“不要君主”的觀念,反叛也往往号稱勤王,清君側。
所以梁山泊也隻反抗貪官污吏,雖然打家劫舍,甚至于攻城略地,也還是“忠心報答趙官家”(阮小七歌詞)。
這可以歸之于衆好漢不太認真的自騙自,與他們的首領宋江或多或少的僞善——也許僅隻是做領袖必須有的政治手腕。
當真受招安征方臘,故事就失去了可信性,結局再悲涼也沒用了。
因此《水浒傳》是曆經金、元兩朝長期淪陷的時代累積而成的巨著,後部有built—in(與藍圖俱來的)毛病。
《金瓶梅》采用《水浒傳》的武松殺嫂故事,而延遲報複,把奸夫淫婦移植到一個多妻的家庭裡,讓他們多活了幾年。
這本來是個巧招,否則原有的六妻故事照當時的标準不成故事。
不幸作者一旦離開了他最熟悉的材料,再回到《水浒》的架構内,就機械化起來。
事實是西門慶一死就差不多了,春梅、孟玉樓,就連潘金蓮的個性都是與他相互激發行動才有戲劇有生命。
所以不少人說過後都還不如前。
大陸的《文彙》雜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号有一篇署名夏闊的《雜談<金瓶梅詞話>》,把重心放在當時的官商勾結上。
那是典型的共産主義的觀點,就像蘇俄贊美狄更斯暴露英國産業革命時代的慘酷。
其實盡有比狄更斯寫得更慘的,狄更斯的好處不在揭發當時社會的黑暗面。
但是夏文分析應伯爵生于一節很有獨到處。
西門慶剛死了兒子,應伯爵倒為了生兒子的花費來借錢,正觸着痛瘡,隻好極力形容醜化小戶人家添丁的苦處,才不犯忌。
我看過那麼些遍都沒有看出這一層,也可見這部書精彩場面之多與含蓄。
書中色情文字并不是不必要,不過不是少不了它就站不住。
《水浒傳》被腰斬,《金瓶梅》是禁書,《紅樓夢》沒寫完,《海上花》沒人知道。
此外就隻有《三國演義》、《西遊記》、《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
三本書倒有兩本是曆史神話傳說,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謂“通常的人生的回聲”。
似乎實在太貧乏了點。
《海上花》寫這麼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夥西崽,雖然不是一個圈子裡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
社交在他們生活裡的比重很大。
就連陶玉甫、李漱芳這一對情侶,自有他們自己的内心生活,玉甫還是有許多不可避免的應酬。
李漱勞這位東方茶花女,他要她搬出去養病,“大拂其意”,她甯可在妓院“住院”,忍受嘈音。
大概因為一搬出去另租房子,就成了他的外室,越是他家人不讓他娶她為妻,她偏不嫁他作妄;而且退藏于密,就不能再共遊宴,不然即使在病中,也還可以讓跟局的娘姨大姐盯着他,寸步不離。
一旦内外隔絕,再信任他也還是放心不下。
陶玉甫、李漱芳那樣強烈的感情,一般人是沒有的。
書中的普通人大概可以用商人陳小雲作代表——同是商人,洪善卿另有外快可賺,就不夠典型化。
第二十五回洪善卿見了陳小雲,問起莊荔甫請客有沒有他,以及莊荔甫做搞客搞的古玩有沒有銷掉點。
“須爽詞窮意竭,相對無聊。
”在全國最繁華的大都市裡,這兩個交遊廣闊的生意人,生活竟這樣空虛枯燥,令人愕然慘然,原來一百年前與現代是不同。
他們連麻将都不打,洪善卿是不會,陳小雲是不賭。
唯一的娛樂是嫖,而都是四五年了的老交情,從來不想換新鮮。
這天因為悶得慌,同去應邀吃花酒之前先到小雲的相好金巧珍處打茶圍。
小雲故意激惱巧珍,随又說明是為了解悶。
——這顯然是他們倆維持熱度的一種調情方式。
後文巧珍也有一次故起波瀾,拒絕替他代酒,怪她姐姐金愛珍不解風情,打圓場自告奮勇要替他喝這杯酒。
——巧珍因而翻舊帳,說她“翻前事搶自更多情。
”兩人性格相仿,都圓融練達。
小雲結交上了齊大人,向她誇耀,當晚過了特别歡洽的一夜。
丈夫遇見得意的事回家來也是這樣。
這也就是愛情了。
“婊子無情”這句老話當然有道理,虛情假意是她們的職業的一部分。
不過就《海上花》看來,當時至少在上等妓院——包括次等的麼二——破身不太早,接客也不太多,如周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