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骧教授有一次對我說：“中國文學的好處在詩，不在小說。
”有人認為陳先生不夠重視現代中國文學。
其實我們的過去這樣悠長傑出，大可不必為了最近幾十年來的這點成就斤斤較量。
反正他是指傳統的詩與小說，大概沒有疑義。
當然他是對的。
就連我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也常在舊詩裡看到一兩句切合自己的際遇心情，不過是些世俗的悲歡得失，詩上竟會有，簡直就像是為我寫的，或是我自己寫的——不過寫不出——使人千載之下感激震動，像流行歌偶有個喜歡的調子，老在頭上心上蒙回不已。
舊詩的深廣可想而知。
詞的世界就仿佛較小，較窒息。
舊小說好的不多，就是幾個長篇小說。
《水浒傳》源自民間傳說編成的話本，有它特殊的曆史背景，近年來才經學者研究出來，是用梁山泊影射南宋抗金的遊擊隊。
當時在異族的統治下，說唱者與聽衆之間有一種默契，現代讀者沒有的。
在現在看來，純粹作為小說，那還是金聖歎删剩的七十一回本有真實感。
因為中國從前沒有“不要君主”的觀念，反叛也往往号稱勤王，清君側。
所以梁山泊也隻反抗貪官污吏，雖然打家劫舍，甚至于攻城略地，也還是“忠心報答趙官家”(阮小七歌詞)。
這可以歸之于衆好漢不太認真的自騙自，與他們的首領宋江或多或少的僞善——也許僅隻是做領袖必須有的政治手腕。
當真受招安征方臘，故事就失去了可信性，結局再悲涼也沒用了。
因此《水浒傳》是曆經金、元兩朝長期淪陷的時代累積而成的巨著，後部有built—in(與藍圖俱來的)毛病。
《金瓶梅》采用《水浒傳》的武松殺嫂故事，而延遲報複，把奸夫淫婦移植到一個多妻的家庭裡，讓他們多活了幾年。
這本來是個巧招，否則原有的六妻故事照當時的标準不成故事。
不幸作者一旦離開了他最熟悉的材料，再回到《水浒》的架構内，就機械化起來。
事實是西門慶一死就差不多了，春梅、孟玉樓，就連潘金蓮的個性都是與他相互激發行動才有戲劇有生命。
所以不少人說過後都還不如前。
大陸的《文彙》雜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号有一篇署名夏闊的《雜談＜金瓶梅詞話＞》，把重心放在當時的官商勾結上。
那是典型的共産主義的觀點，就像蘇俄贊美狄更斯暴露英國産業革命時代的慘酷。
其實盡有比狄更斯寫得更慘的，狄更斯的好處不在揭發當時社會的黑暗面。
但是夏文分析應伯爵生于一節很有獨到處。
西門慶剛死了兒子，應伯爵倒為了生兒子的花費來借錢，正觸着痛瘡，隻好極力形容醜化小戶人家添丁的苦處，才不犯忌。
我看過那麼些遍都沒有看出這一層，也可見這部書精彩場面之多與含蓄。
書中色情文字并不是不必要，不過不是少不了它就站不住。
《水浒傳》被腰斬，《金瓶梅》是禁書，《紅樓夢》沒寫完，《海上花》沒人知道。
此外就隻有《三國演義》、《西遊記》、《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
三本書倒有兩本是曆史神話傳說，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謂“通常的人生的回聲”。
似乎實在太貧乏了點。
《海上花》寫這麼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夥西崽，雖然不是一個圈子裡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
社交在他們生活裡的比重很大。
就連陶玉甫、李漱芳這一對情侶，自有他們自己的内心生活，玉甫還是有許多不可避免的應酬。
李漱勞這位東方茶花女，他要她搬出去養病，“大拂其意”，她甯可在妓院“住院”，忍受嘈音。
大概因為一搬出去另租房子，就成了他的外室，越是他家人不讓他娶她為妻，她偏不嫁他作妄；而且退藏于密，就不能再共遊宴，不然即使在病中，也還可以讓跟局的娘姨大姐盯着他，寸步不離。
一旦内外隔絕，再信任他也還是放心不下。
陶玉甫、李漱芳那樣強烈的感情，一般人是沒有的。
書中的普通人大概可以用商人陳小雲作代表——同是商人，洪善卿另有外快可賺，就不夠典型化。
第二十五回洪善卿見了陳小雲，問起莊荔甫請客有沒有他，以及莊荔甫做搞客搞的古玩有沒有銷掉點。
“須爽詞窮意竭，相對無聊。
”在全國最繁華的大都市裡，這兩個交遊廣闊的生意人，生活竟這樣空虛枯燥，令人愕然慘然，原來一百年前與現代是不同。
他們連麻将都不打，洪善卿是不會，陳小雲是不賭。
唯一的娛樂是嫖，而都是四五年了的老交情，從來不想換新鮮。
這天因為悶得慌，同去應邀吃花酒之前先到小雲的相好金巧珍處打茶圍。
小雲故意激惱巧珍，随又說明是為了解悶。
——這顯然是他們倆維持熱度的一種調情方式。
後文巧珍也有一次故起波瀾，拒絕替他代酒，怪她姐姐金愛珍不解風情，打圓場自告奮勇要替他喝這杯酒。
——巧珍因而翻舊帳，說她“翻前事搶自更多情。
”兩人性格相仿，都圓融練達。
小雲結交上了齊大人，向她誇耀，當晚過了特别歡洽的一夜。
丈夫遇見得意的事回家來也是這樣。
這也就是愛情了。
“婊子無情”這句老話當然有道理，虛情假意是她們的職業的一部分。
不過就《海上花》看來，當時至少在上等妓院——包括次等的麼二——破身不太早，接客也不太多，如周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