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災禍還不曾到止境。
一年以後父親突然死去，把我們這一房的生活的擔子放到他的肩上。
他上面有一位繼母，下面有幾個弟弟妹妹。
他埋葬了父親以後就平靜地挑起這個擔子來。
他勉強學着上了年紀的人那樣來處理一切。
我們一房人的生活費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給的。
(父親的死引起了我們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們這一房除了父親自己購置的四十畝田外，還從祖父那裡分到了兩百畝田。
)他用不着在這方面操心。
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視、攻擊、陷害和暗鬥卻使他難于應付。
他永遠平靜地忍受了一切，不管這仇視、攻擊、陷害和暗鬥愈來愈厲害。
他隻有一個辦法：處處讓步來換取暫時的平靜生活。
後來他的第一個兒子出世了。
祖父第一次看見了重孫，自然非常高興。
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樂。
兒子是他的親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養他，在他的兒子的身上實現他那被斷送了的前程。
他的兒子一天一天長大起來，是一個非常聰明可愛的孩子，得到了我們大家的喜愛。
接着五四運動發生了。
我們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禮。
他買了好些新書報回家。
我們(我們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個香表哥)都貪婪地讀着一切新的書報，接受新的思想。
然而他的見解卻比較溫和。
他贊成劉半農的“作揖主義”和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
他把這種理論跟我們大家庭的現實環境結合起來。
他一方面信服新理論，一方面依舊順應舊的環境生活下去。
順應環境的結果，就使他逐漸變成了一個有兩重人格的人。
在舊社會，舊家庭裡他是一位暮氣十足的少爺；在他同我們一塊兒談話的時候，他又是一個新青年了。
這種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夠了解的，我們因此常常責備他。
我們不但責備他，而且時常在家裡做一些帶反抗性的舉動，給他招來祖父的更多的責備和各房的更多的攻擊與陷害。
祖父死後，大哥因為做了承重孫(聽說他曾經被一個嬸娘暗地裡喚作“承重老爺”)，便成了明槍暗箭的目标。
他到處磕頭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沒有用處；同時我和三哥的帶反抗性的言行又給他招來更多的麻煩。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
我們不願意敷衍别人，也不願意犧牲自己的主張，我們對家裡一切不義的事情都要批評，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嬸娘。
他們沒有辦法對付我們，因為我們不承認他們的威權。
他們隻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氣，對他加壓力，希望通過他使我們低頭。
不用說這也沒有用。
可是大哥的處境就更困難了。
他不能夠袒護我們，而我們又不能夠諒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個嬸娘，她誣我打腫了她的獨子的臉頰。
我親眼看見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個堂弟的臉頰打腫了，她卻牽着堂弟去找我的繼母講理。
大哥要我向她賠禮認錯，我不肯。
他又要我到二叔那裡去求二叔斷公道。
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會主張公道。
結果他自己代我賠了禮認錯，還受到了二叔的申斥。
他後來到我的房裡，含着眼淚講了一兩個鐘頭，惹得我也淌了淚。
但是我并沒有答應以後改變态度。
像這樣的事情是很多的。
他一個人平靜地代我們受了好些過，我們卻不能夠諒解他的苦心。
我們說他的犧牲是不必要的。
我們的話也并不錯，因為即使沒有他代我們受過承擔了一切，叔父和嬸娘也無法加害到我們的身上來。
不過麻煩總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個更大的打擊又來了。
他那個聰明可愛的兒子還不到四歲，就害腦膜炎死掉了。
他的希望完全破滅了。
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經深到使他不能夠再過平靜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爾出現了神經錯亂的現象。
他稱這種現象做“痰病”。
幸而他發病的時間不多。
後來他居然幫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幫了一點忙，說句公平的話，二叔後來對待大哥和我們相當親切)同路離開成都，以後又讓我單獨離開中國。
他盼望我們幾年以後學到一種專長就回到成都去“興家立業”。
但是我和三哥兩個都違背了他的期望。
我們一出川就沒有回去過。
尤其是我，不但不進工科大學，反而因為到法國的事情寫過兩三封信去跟他争論，以後更走了與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
不僅他對我絕了望，而且成都的親戚們還常常拿我來做壞子弟的榜樣，叫年輕人不要學我。
我從法國回來的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