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我恍然地明白他的心思了。
我像受了侮辱般地跳起來，氣憤地責備說：“你會有這種思想!真是豈有此理!”我對着他的臉把話吐過去。
他退了兩步，憂郁地微笑了。
他分辯道：“你為什麼要生氣?我是出于真心。
我并不是疑惑你。
”
“你去掉這種古怪思想吧。
我勸你還是回家去同景芳好好地過日子，不要自尋煩惱了!”我壓下怒氣最後勸他道，我疑心他要發狂了。
這一下又使他突然沉下臉來。
他頹喪地落在沙發裡埋下頭坐了半晌。
于是他站起來，失望地說：“我走了。
”便拿起大衣披在身上開門走了。
我沒有留他，默默地跟着他站起來，走到門口。
他把門一拉開，一股冷風吹入，我不覺打了一個寒噤。
我耳裡隻聽見風聲。
我想挽留他，但是他賭氣走了。
我心裡很難受，覺得不該這樣對待他。
我知道他是懷了絕大的痛苦來求助于我，我卻給他添了更多的痛苦把他遣走了。
我懊惱地走回到沙發前面，坐下去，無意間擡起頭，看見了牆上那幅題作《母與子》的名畫，就是景芳今天常常看的那幅，畫上一個貴婦人懷裡抱了一個兩歲多的男孩。
這又使我想到景芳的生活，使我越發同情她，使我為她的處境感到苦惱。
但是一想到伯和的那個古怪的念頭，我馬上又把景芳的影像趕出我的腦子去了。
這個晚上我沒有睡好覺，而且做了奇怪的夢。
第二天我很遲才起來，覺得頭昏。
我勉強支持着下山去看伯和夫婦。
天氣很好，溫和的太陽照着山路，雪除了幾處凍在樹腳和牆邊的以外都化盡了。
路是幹燥的。
我扶着手杖慢慢地走着。
下了山到了伯和夫婦的家。
伯和病在床上，景芳在旁邊照料他。
他們露出比往日更親密的樣子。
伯和的病很輕，景芳說是因為他昨晚在外面喝醉酒，冒着風到處跑了半夜而起的。
她似乎不知道他曾清醒地到過我家談了那許多話。
他一定不曾告訴她。
現在躺在病床上他更容易哄騙她了。
其實不僅是她，便是我，看見他對待她的神情，我也疑心他昨夜是不是到我家去過。
我自然為他們夫婦的和好感到欣慰。
我在他們家裡停留片刻。
他絕口不提昨晚的事情，一直到我告辭的時候，我還看見他的臉上帶着溫和的微笑。
我回到家裡，仔細地想着這一對夫婦間的種種事情。
我想解決那個謎，但是愈想下去愈使我糊塗。
我的頭在痛了。
我的神經受到這些刺激以後身體又壞下去。
我在家裡躺了十幾天不能夠出門。
等我病好拄着手杖下山的時候，已經是晴朗的仲春天氣了。
伯和夫婦并不曾來看過我的病。
在我的病快好的時候我接到他們兩個署名的一封信，是從馬賽寄發的，說他們已經買了船票，就要動身回國了。
以後我就沒有得過他們一封信，我不知道他們在國内幹些什麼事情。
隻是在我感到寂寞而無法排遣的時候，我還常常想起這對年輕的夫婦，還誠心地祝福他們。
四年以後的夏天，我在法國南部海邊的一個城裡過暑假。
我常常到海邊去洗澡，躺在沙灘上曬太陽。
在這裡隻有幾個中國人。
因此我有一天在沙灘上碰見的一對帶着一個男孩的中國夫婦引起了我的注意。
這對夫婦剛從水裡出來，還穿着浴衣，女的手裡牽着孩子，走到一把傘下面躺下了。
她在跟孩子講話。
我看見那個女人的身材和相貌很像我的一個熟朋友，連聲音也像是熟人的聲音。
我好奇地走過去看她。
她正無意地掉過頭來，我看清楚了她的面龐，不覺驚喜地叫道：“景芳!”
那個女人連忙跳起來，跑到我身邊，高興地叫着：“茲生!原來是你，想不到你還在這裡!”她含笑地緊緊捏住我的手。
她沒有什麼改變，隻是人更健壯些、活潑些、快樂些。
“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為什麼不給我一個信?那是你們的孩子嗎?”我快活地望着她的健康色的臉接連地問道。
我又指着那個男孩，他正向我們跑來。
“兩個多月了。
來這裡不過幾天。
讓我帶寶寶來看你。
”她回轉身去接了他來，要他招呼我，給我行禮，這是一個四歲的孩子，很像他的父親，尤其是一張嘴和一對眼睛。
我拍了拍他的肩頭，說了兩句話，想起他的父親來，很奇怪，伯和為什麼不過來招呼我，卻躲在傘下面睡覺，便說：“我們看伯和去!”
她不說什麼，陪着我走到傘旁邊。
那個男子馬上站起來迎接我們。
一個完全陌生的面孔。
我癡癡地站在他面前，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這是我的丈夫。
”景芳在旁邊介紹說，她還說出了那個人的姓名，可是我卻沒有心思聽了。
我說了幾句應酬話，就告辭走了。
我要求景芳陪我走幾步，她沒有拒絕。
在路上我問她伯和的消息，她說不知道。
她不肯說一句關于伯和的話。
我問她伯和是不是還在這個世界上，她也說不知道。
但是我暗暗地注意她的臉部表情，我知道她這時心裡很痛苦，我也不再追問，就跟她分别了。
那個男子是年輕的、溫和的、健壯的、颀長的。
景芳同他在一起大概過得很幸福。
我想，不管伯和是活着或者已經死亡，假若他能夠知道景芳現在的生活情形，他一定很放心，而且他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
1934年秋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