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棠回到成都老家，和他一起玩的人頓時多了起來。
除了三哥，還有幾個堂表兄弟，和年齡與他差不多的六叔。
使堯棠特别感到興趣的是，家塾裡十分熱鬧，讀書的人比在廣元時的書房多得多，有時父親、二叔、三叔和五叔也來與教書的龍先生閑聊，還常常可以聽到各種新鮮的消息。
那正是宣統三年的春夏之交，清王朝就要垮台。
在四川，老百姓為了要求自辦鐵路，正在與清政府展開了一場尖銳的鬥争。
這一天早晨，龍先生又像往常一樣，向在場的大人發問：
“聽到消息嗎？”
“還不曾呢！——出了什麼事啦？”大家不免好奇地問。
龍先生大概三十多歲，雖然當時他的腦後還拖着辮子，但比剛從日本留學回來已經剪了辮子而又在腦後裝了假辮的二叔、三叔，還注意着時局的發展。
清政府為了換取外國人的貸款，來維持他們的罪惡統治和揮霍無度的享樂生活，一方面宣布實行“鐵路國有政策”，另一方面又同英、法、美、德四國銀行集團簽訂了借款合同，把川漢鐵路賣給了帝國主義，因此遭到老百姓的竭力反對。
川漢鐵路股東代表在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會”，發表宣言，号召四川人起來“破約保路”。
龍先生非常支持這個行動，但他聽到的是個不好的消息。
他問大家：
“你們不知道嗎？政府把王大人革職了！”
“王大人”就是當時的四川護理總督王人文，他因在成都親臨民辦的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看到會上群情激昂，認為“民心不可違”，曾上奏勸請清政府懸崖勒馬，不料反被清政府認為“軟弱無能”，竟被撤了職。
“我看這事情隻會愈來愈僵，”龍先生說道：“不信，你們等着瞧吧，難道老百姓好欺侮的嗎？”
果然，隔了一個多月，龍先生又傳來消息，說因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強行接收了川漢鐵路宜昌分公司，保路運動在革命黨人的推動下，發展成了罷課罷市和抗糧抗捐的群衆鬥争，還宣布不承認清政府的一切外債。
趙爾豐已經誘捕了保路同志會的十個代表，并搜查了川漢鐵路公司，激起了成都市民的憤怒，他們高舉着光緒皇帝的牌位遊行赴督署請願，趙爾豐竟下令開槍射擊請願群衆，當場打死了二十多個人。
李公館裡的人還隐約聽到一些槍聲……
一連幾天，趙爾豐發布了戒嚴令，城門都閉了起來，局勢好像安定了。
但龍先生卻告訴人說：“你們哪裡知道，有人發現：同盟會裡的革命黨人深夜越城，在成都城外的農事試驗場，用數百片木闆，寫了字，把它投入錦江，讓下遊的各州縣都知道成都發生的事，現在各州縣都在響應，看來要出大事了！”
龍先生的預料沒有錯，1911年9月25日，錦江下遊的榮縣宣布獨立，由吳玉章、王天傑等人建立了辛亥革命前夕由同盟會領導的第一個縣政權。
它比武昌起義還早半個月。
政治局勢的急轉直下，對當時隻有七歲的堯棠來說，當然理解不深，但對暴力要反抗，對醜惡要鄙棄，這時他已開始有所意識。
他分明記得當時學館裡的龍先生天天用激動的聲音向大家叙說川漢鐵路的情景。
在另一方面，使堯棠感到遺憾的是當時他自己的腦後還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辮子，用紅頭繩纏着，每天要母親或女傭來幫他梳洗，他覺得是一件很讨厭的事情。
堯棠記得這年舊曆十月十八日，是他那已故祖母湯夫人的冥壽，祖父和父親他們正在堂屋裡為祭祀的事情忙碌着。
黃昏的時候，父親正準備帶領全家人到祖母像前磕頭，一個仆人忽然進來，說是外面發生了兵變，街上發生了搶劫，銀行也被占領，據傳附近的二伯父家也有士兵進去騷擾。
（二伯父是父親的堂兄，李家按大排行稱呼，所以也有人稱堯棠的父親為“三老爺”）原來四川各州縣紛紛宣布獨立，四川總督趙爾豐見大勢已去，為保存實力，就将政權交給立憲黨人，在成都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以抵制同盟會領導的革命軍。
但是他這一行動為四川人民所竭力反對，軍隊内部又争權奪利，自相殘殺，不久，這個“大漢四川軍政府”内部就發生了這場兵變，成都的社會秩序一時大亂。
一聽到這兵變消息，李公館空氣緊張起來。
為了保證全家安全，堯棠父親把祖父安頓到一個親戚家裡，并疏散了各房大人和孩子；然後又叫母親把堯棠兄弟姐妹帶到外婆家，留下他自己與大哥堯枚守在家裡。
到了深夜，果有一批變兵來敲門。
父親吩咐十幾個堂勇和三叔的兩個镖客，身佩長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