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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喲，我恨你，但又不得不愛你！”
他走到二層樓自己的房艙裡，把行李放好。
這是三等艙，房間裡有八隻床鋪，他與衛惠林被安排在面對面的兩張鋪上。
他們的房艙對面，便是餐廳，餐廳裡有幾隻長桌，可以坐許多人。
以後他們二人就要每天早上在這裡喝咖啡了，下午還要在這裡喝茶。
當然午餐和晚飯也是在這裡進行的。
三等艙空氣不夠流通，十分悶熱。
幸虧在四層樓有個散步休息的地方，堯棠來到這裡，覺得擡頭可以看見青天，低頭可以看到大海，确實是個好地方。
隻是這裡對面是頭、二等艙，望得見西洋紳士和貴婦們在這裡來來往往，這些人大都氣字軒昂、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不難看出隐藏在他們内心的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使人覺得難受。
昂熱号已駛出吳淞口，停着許多外國輪船的黃浦江已經看不見了，但是堯棠對自己家鄉和親人的想念，卻越來越嚴重了。
他想起這次出國留學，沒有大哥的資助和三哥的關心，是不能實現的。
三哥和他從小一起長大，同在和藹慈祥而又有文化的母親指導下認字讀詞，同樣接受母親“愛一切人”的教導。
父母去世後，三哥用真摯的愛溫暖着堯棠的心，他是母親“愛”的繼承人。
自從他們兄弟倆離開成都後，不論在上海，在南京，總生活在一起，同在一盞燈下做功課。
他們始終保持着穿竹布長衫、戴滾圓的琳瑁邊眼鏡的内地學生形象。
直到堯林進蘇州東吳大學，堯棠回上海養病，兩人才分開。
但是他們仍不斷通信，互相關心各人的生活。
這次堯棠出國，堯林來信說：不能來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攝。
要他多寫信來，特别是寄家中的信，要寫得越詳細越好。
堯棠在當晚寫的回信，就是剛才在碼頭上寄發的，信中說：“我很想念你，我很想再見你一面，但是蘇州和上海間的距離阻攔了我們。
我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感覺到我們是離得很遠的。
但我想以後我會一天天地往更遠的地方走了……你不來送我也好，免得我在船上淌淚……”但在事實上，就在此刻，堯棠站在這條船的四層樓甲闆上，望着大海，望着天空，想着想着，他的淚又從他的眼角淌下來了。
當天晚上，堯棠和惠林各在鋪上躺下，一天的旅程使他們都感覺到有一點疲勞，但惠林還是翻閱着早上堯棠從碼頭上買來的報紙。
他對堯棠說：“現在國内形勢比較緊張，軍閥吳佩孚、孫傳芳慌成一團，帝國主義也紛紛派遣艦隊來上海，看來北伐軍已逼近上海了。
”堯棠口答說：“對，應該說，中
國現在己進入了革命的時期。
可是這已不是國民黨一黨的運動，而是整個民衆的革命運動了。
“衛惠林聽了這話，很感興趣，還想再說幾句，但熄燈時間快到了，又見堯棠已閉起眼睛，準備入睡，也就不再作聲。
他們對這個問題的讨論，直到後來在巴黎拉丁區一同住下來，才有機會充分開展。
晚上，堯棠感到一點頭昏，雖然沒有因暈船而嘔吐，但總覺得不太舒服。
他仍沉浸在對祖國親人的思念中，閉起了雙眼，分明看見許多人在面前活動，還和他對話。
好像千萬件往事，一下子都湧上他的心頭。
隻要平時見過一面，曾用和善的眼光看過他一眼的，他都無法忘掉他們。
他的兩個哥哥，特别是大哥，更使他放心不下。
堯棠回想他的大哥從小深受父母寵愛，讀書也讀得很好，中學畢業時還考第一名，他自己有許多美好的理想，但這些理想後來都一一歸于破滅。
父母和祖父死後，他作為長房“承重孫”，簡直成了大家庭中衆矢之的，至今還在受各種不應承受的折磨。
而他自己到處打躬作揖的不抵抗主義，更增加他身上的矛盾。
在他們兄弟倆離成都前一年，大哥又遭受了四歲兒子夭折的打擊。
啊，像他這樣生活着的人，能活得長久麼？自己這次出國，不知什麼時候回來，回來時還能見到他麼？……堯棠這樣想着大哥的命運，禁不住想立刻寫封信給大哥，對他說，“大哥，我永遠這樣地叫你，然而這聲音能渡過大洋越過高山而達到你的耳邊嗎？……難道人生就是這樣寂寞的呀！……”可是此刻他太疲倦了，終于慢慢地入睡了。
第二天起身，堯棠在海上的生活就習慣了。
第三天早晨8點鐘，船靠了碼頭，有人說已經到了香港，停在這裡要到下午4時才開航，堯棠便和惠林上岸去觀光。
隻見岸上陽光滿樹，街道清潔，房屋整齊，一問才知道這是九龍，對岸才是香港。
由于人地生疏，他們為了寄信，在九龍竟耽擱了許多時間，正想擺渡去香港，不料天下起雨來，隻好回船。
還沒回到般上，天卻又放晴了，他們便到一家理發店去理發，理好發已是中午，就近找一家茶館，兩人坐在裡邊喝茶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