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買了一些點心吃，這樣把時間打發到下午2點鐘，才又回到船上，香港卻沒有去成。
他們所住的這三等艙的房間裡，雖有八隻床鋪，卻隻住了四個人。
除了堯棠和惠林，一個是姓彭的四川同鄉，是個學化工的留學生，與他倆性情相投，很快就談到一起了；另一個是帶着妻子和兩個孩子到新加坡去投親的程君，他為人很和善可親，隻是因為要經常去隔壁房裡照顧家卷，就不能與他們時時在一起。
那天船到西貢，靠岸卸貨，甲闆上人來人往，各種聲音鼎沸。
堯棠就與衛、彭兩位上岸，去領略當地風光，首先映入他們眼簾的是南方明亮的陽光，鮮花盛開，瓜果滿地，街道也十分寬廣，行人大都是法國人和越南人（當時叫安南人）。
中國人不多，但他們恰巧遇到了一位。
他是個廣東人，一家商店裡的店員。
他們走進這家店裡問路，他就把他們拉往了，不但熱情地為他們指路，還告訴他們怎麼兌換錢，請他們到店裡坐，說他是廣東人，來這裡不久，上岸時受盡了侮辱和麻煩；他說法國人統治越南，從政治迫害到經濟壓迫，都是不放松的，人要納稅，房子要納稅，生孩子也要納稅，鴉片煙倒是可以公開賣的，甚至設立公煙局，鼓勵吸鴉片。
他說着，還陪他們去買火車票，到堤岸去玩。
第二天一早，廣東人又上船來，領他們上岸去遊植物園，他的熱情使堯棠和衛、彭都很感動，臨别，彭送給他一本國内出版的書，書名《帝國主義侵略下之中國》。
那天晚上，堯棠躺在自己從西貢買來的帆布椅上，在甲闆上聽停泊在海輪旁的小木船上的船客彈越南樂器，凄凄切切的聲調，勾起了他對故鄉的懷
念，特别是想到不久前死去的三姐。
三姐愛過他，他也曾聽過三姐幽怨的笛聲，而現在她已永遠離開他，他也永遠不能再見到她了。
隔了幾天，船行駛到新加坡，和堯棠他們同住一室的程君，帶着他的家眷上岸了，空出來的鋪位，由一個姓鄧的廣東人頂替了。
鄧君在新加坡工作，這次是到法國去購買機器，因為他原是機電系的學生，曾在法國留學六年，對法國是十分熟悉的。
鄧既通法文，又懂英語，更會講普通話，廣東話當然更不必說了。
鄧君又是個性情爽直，容易推心置腹交流感情的人，這就使來自四面八方的船上中國留學生，增加了互相交往的機緣。
在香港上船的兩個留學生李和黎，也常來堯棠他們這房間叙談，加上原來在上海與他們一起上船的三個北方留學生，研究文學的範，學數學的巴和剛在北平青德中學畢業的楊，一共九個人，每天晚上總是在甲闆上，躺着帆布椅，暢談各種問題。
不論是國際問題，還是社會問題，或是婦女問題，大家談得很痛快，毫無拘束。
三十多天的海上旅程還使堯棠看到各種奇景，那是大海與日月的結合，美與光的凝聚，藝術與真理的會晤。
毫無疑問，堯棠在這裡領受了大自然的賜與，他的胸襟有了更深的開拓。
在船上，他也看到了人世百相，看到了一些受難的人們的遭遇。
有兩個波斯教士，本來是到西貢去的，但沒有能夠在西貢登岸，因為法國警察盤問了他們，不讓他們上去。
他們回到船上，還受到茶房責備，也隻好忍受着不吭聲。
他們在船上實行苦行者的生活，别人在甲闆上舒服地躺在帆布椅裡，他們卻站着，風浪大時，就抱着一塊木頭睡在地上，臉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天氣炎熱，人家都脫了外衣隻穿襯衫，他們卻穿着一套厚西裝。
到新加坡上岸了，堯棠望着他們的背影，既可憐他們的遭遇，又對他們的“忍受”感到厭惡。
他以為隻有反抗，人類才能得救。
“忍受”的結果隻能得到死亡。
在船上，堯棠還看到五個黑人的孩子拼死搏鬥，隻是為了撿拾白人在船上丢下去的一個銅子。
“這也是人的生活！”站在一旁的衛惠林十分感慨地對他說。
堯棠為這一殘酷的景象感到心痛，同時這些景象也都勾起他對自己祖國受難者的思念。
自己的國家裡也有許多人遭受着悲慘的命運。
他忘不了童年時帶領自己的女仆楊嫂，青年守寡，終于發瘋緻死；廚司老何和管監劉升，挨了老爺闆子，還要向老爺叩頭謝恩；書僮趙升，為李家做了幾十年的奴才，臨死隻得到一條破席子，蓋在屍體上。
一個轎夫因被誣陷做賊，氣忿而懸梁自盡。
老仆周貴則因偷竊字畫，被逐出李公館，淪為乞丐，最後凍斃在寒冬歲暮的街頭。
不幸的鄉土，有多少不幸的事情在日日夜夜發生，苦難的人民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那漫長的悲苦的日子呢？
在長達一個月的海上旅程中，堯棠早晨看海邊日出，晚上看海上明月，生活既多彩，卻又十分寂寞，他幾乎天天在回憶祖國和故鄉的春天和秋天，思索着他自己二十一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