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群了。
這些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犧牲的人們，他們臨刑前的動人情景，深深印在堯棠的心中。
他在白天把這些史料整理成文，還在文章中寫上自己的感歎：“以這種至仁至勇的态度而就死刑的，古今來曾有幾人！”到晚上，當他路過盧梭銅像前，又不免想起這些殉道者，覺得他們的精神，與盧梭徹底蔑視上層社會的高貴等級，要求恢複人與生俱來的平等自由的權利的意志，是完
全相通的。
當年的美國芝加哥這一案件，由于殉道者朋友的請求，經過六年複查，新任的州長阿爾結爾德經手，終于發現當年法官受賄枉法的真相，證明當時警察用槍射擊群衆的舉動，就是一種極大的罪惡，這樣，他們不得不替殉道者平了反。
堯棠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歌頌，大都是為一些為理想而犧牲的人們的獻身精神的頌揚，出發點很大部分具有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理想的内涵。
當時他還把法國的三個理論家的著作，歸給出下列幾點為無政府主義者所具備的條件，那就是：“富有正義感和反抗精神，熱愛自由，有純正的品質和敏銳的求知欲及好奇心；舉止莊嚴，生活樸素，能刻苦用功；能含笑受刑，相信殉道可以拯救人類。
”堯棠認為“從這幾點，至少可以知道無政府主義者是怎樣的人了。
”
他對無政府主義者下這樣的結論，當然反映了當年的無政府主義者确有一些道德高尚、富有正義感和反抗精神，并勇于殉道的人。
但是這樣的緒論同時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堯棠當年對無政府主義的認識有一定片面性，甚至可以說，他所理解的無政府主義，和當年某些自稱無政府主義者的青年一樣，他們所信仰的東西，實際并不是無政府主義，隻不過是因為身在封建劄教壓迫之中，一種迫切需要自由解放的心理，正碰上比共産主義思想更早輸入中國的無政府主義，這就使當時許多思想進步的青年，與它給了不解之緣。
堯棠在出國前所寫的二十幾篇政論，和到巴黎以後所寫的一些文章，很多地方都以無政府主義者自居，并不停地談到無政府主義，奇怪的是他從未接觸到無政府主義根本性的實質問題。
這就是對于所有制關系的态度。
十九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曾以厭棄工業革命，主張丢掉蒸汽機、紡織機，向往回到手工業勞動時代為其特征；他們的一些先驅人物甚至還幻想農村實行公社理想化，企圖把空中樓閣的“農村樂園”搬到現實世界，作為共産主義的基礎。
而堯棠的言行和作品中，從未流露過這方面的思想。
這些思想，是《共産黨宣言》中所指出的具有小資産階級社會主義（也就是無政府主義）的反動本質，而堯棠所虔誠地信奉着的“無政府主義”和他所表示一再崇敬的國際無政府主義者的事迹，倒是大部分與盧梭式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行為十分契合。
在有些問題上，堯棠也與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存在着嚴重分歧，甚至不惜展開公開争論。
當時他寄給國内一家刊物上發表的一篇叫《無政府主義與恐怖主義》的文章，是寫給一個當時尚未見過面的無政府主義者李太一（筆名唯一）的一封信，信中說：“我不贊同你們所說，無政府黨人以殺害特權者為義務的話。
無政府主義者所反抗的是制度，而不在個人。
制度不消滅，殺了個人，也無用的。
……你把個人看得太重要了，社會革命之不能即時實現，并非由于某幾個人之私意所能決定，這是受物質條件之限制的……暗殺有時反能妨礙宣傳。
如梭克遜的刺殺麥堅尼，布斯之刺殺林肯，結果對于主義之宣傳并無絲毫的利益，反引起了一般人對于主義之厭惡。
”
堯棠對暗殺問題的看法是很明白的。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寫他的第一本小說《滅亡》，并描寫了主人公杜大心，以暗殺手段從事革命，終于導緻滅亡。
他既同情死者的獻身精神，又否定了他所采取的盲動手段。
堯棠的“無政府主義”，始終是在人道主義與民主主義思想裡打兜的，也就是說，他始終站在盧梭銅像前，喃喃地說着話，而這些話的意義他說自己有時也不懂，其實正是站在他面前的那個拿着書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是他把“十八世紀的良心”交給了這個中國未來的大作家。
巴黎，無政府主義的發源地，國際上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曾在這裡避難，堯棠在這裡結識了一些人，但是他還是經常感到寂寞，和他最合得攏最相契的，還是這個站在先賢祠廣場上的巨人。
當他從報紙上看到某些地區許多人為饑餓而哭，某些地區又有許多人在被任意屠殺，他幾乎每夜都伏在盧梭銅像前，訴說着自己的絕望。
聽到聖母院沉重、悲哀的鐘聲響了，他才離開這裡，向熱鬧的聖密雪爾大街走去。
那時他不想到誰的地方去，也不想和誰說話。
他隻是随便散着步，他看見了不少人和物，許多樸素而愉快的面貌在他的眼前過去了，接着又有不少憂郁的被工作與生活摧毀了的面貌迎上前來。
在他的耳邊響着從咖啡店傳出來的音樂，笑語和歌唱，同時他也聽到一些悲哀的談話和訴苦。
他并不厭棄這個城市，他覺得它并不壞，但是他感覺到它對他是既親切又陌生的，在它這裡找不到自己所要求的東西。
他覺得這裡的每個人、每間房屋都
他感到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