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黨章、黨綱，在這個時期，也逐漸分化，各人走各人的路。
他們有的投靠了國民黨，有的走上共産主義的道路，終于成為共産黨人。
對堯棠來說，隻是增強了孤獨感。
隻有在盧梭銅像前，他才得到一些安慰。
他雖然在十七歲時就開始自稱是無政府主義者，也曾翻譯過有關無政府主義者的著作和傳記，但他從未整體地接受過無政府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思想，特别沒有宣揚過無政府主義的根本實質，即要求恢複使用舊的生産工具和維持舊的所有制及生産關系。
即使在法國時期，在這個國際無政府主義發源地和昔日的無政府主義者集中避難所，為堯棠所一直追求稱頌的，也隻是一些有關無政府主義者為革命而勇于犧牲的殉道精神。
面對着國内反動軍閥和國民黨新軍閥的屠刀，堯棠在這個時期特别神往于對反動統治者不屈反抗的英雄形象。
他對李大钊的就義作了熱情歌頌以外，還從現代世界史料中收集了大量的各國殉道者（其中許多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悲壯事迹。
這些英勇的犧牲者動人的形象，日日夜夜在他的腦海裡沉浮，他禁不住為他們流淚。
有一天晚上，他站在盧梭銅像前，忽然想起了白天在研讀現代史過程中，所發現的1886年5月美國芝加哥工人領袖的殉道事件：美國芝加哥工人因為要求實行每日八小時工作制，而舉行罷工，在一次群衆大會上，發生了爆炸事件，說有一個警察被炸死。
接受了三百個大資本家十萬元賄賂的芝加哥法庭，把八個與炸彈案毫無關系的“罪人”，分頭逮捕起來，并即判成了“制造殺害罪”，說這些被告在演說和著作中的語言，促使那個至今在逃的不知姓名的人來殺害那個警察。
他們把許多宣傳無政府主義和勞工運動的小冊子、傳單、報刊都作為殺害警察的罪證。
當年八月，他們把八個“罪人”中的七個人，判處死刑，另外一個尼伯，也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堯棠深為這個案件中的被告們在被判刑後留下的不朽遺言感動。
“我在這法庭上的講話，如像一個階級的代表向另一個階級的代表發言。
”第一個演講的是司柏司，他原是《勞工新聞》的負責人，他的聲音堅定有力：“正如五百年前威尼斯人發利裡在法庭上受審時說的‘我的辯護就是對你們的控告，我的無辜受刑，就是你們的曆史！’今天同樣如此，州政府無法證明我和炸彈案有關，卻判我以罪，這就斷定你們在謀害我，我現在控告檢察長和警察長是兇惡的謀殺犯！”
第二個發言的是疊瓦伯，他說：“現在的社會制度不是在天天殺人嗎？
未成年的兒童被迫幹活，婦女們操勞過度而送命，卻從未見有法律保護他們。
芝加哥幾萬工人，擠在一個暗屋裡，孩子跟着父母同吃豬狗食，死嬰遍地，瘟疫流行，而富人高樓大廈，豐衣美食，還要飽暖思淫欲。
這樣的社會，不就是人吃人的社會嗎？“
排字工人斐失兒說：“我雖然參加了那天大會的布置工作，但炸彈案與我毫無關系。
我從未犯過罪，然而我知道有個人快要犯殺人罪了，這就是檢察長格林奈爾。
”
林格是殉道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他隻有二十一歲，是個德國籍木工，還能制造炸彈。
但那天炸彈案與他無關，而且他并不在場。
他說：“你們有什麼證據來證明我的罪呢？你們說我蔑視法律和秩序，其實真正蔑視法律與秩序的倒是你們的警察。
我向你們宣告：對你們，我贊成使用武力。
當你們把我們絞死，千萬人會來向你們擲炸彈。
現在絞死我吧！”實際上，林格并沒有上斷頭台，在執行死刑前一日，他就在囚室裡用一顆炸彈把自己炸死了。
資産階級沒有能夠使林格受絞刑，他們自己卻為林格的自殺而喪了膽。
另一個發言的是在1872年離開德國來到美國生活的工人恩格爾。
他原來以為美國是自由樂土，一心向往自己能成為這個共和國的公民。
但一踏上它的土地，他才發覺事實并不是這樣。
他說：“我發現在德國社會裡看到的罪惡，美國也有。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原因。
我在工廠裡結識了一個同伴，他向我講了科學的社會主義邏輯，他說：隻要機器原料等仍是資本家私有，并得到國家保護，那麼要靠我們的雙手勞動來維持生活，那是不可能的。
我這才知道美國的‘自由票箱’是一種美麗的神話，隻要工人在經濟上仍為奴隸，他們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自由的。
”
柏爾森司是最後一個發言者，他的發言長達幾小時，最後他說：“我以為凡是自然界的富源，凡是社會上的财産，凡是文明的财物，都是曆代勞工的成績，應該屬于人類全體，永遠歸大衆享用。
……你們以為使我們上了斷頭台，社會運動便終止了嗎？呵！恐怕不至于如此吧！随着你們對我們的判決，将是美國與全世界人民對你們的判決，這個最大的判決，必将揭出你們的不公，替我們伸冤的。
”在斷頭台上，柏爾森司極其安靜，他的雙眼向上望，注視着遠處。
接着，他又以責備和誠懇的眼光望着台下的人們，他說：“美國人允許我談話麼？執行官馬曾，讓我來說話：讓民衆的呼聲起來吧！——”這時執行官受到行刑的号令，于是，在幾分鐘後，芝加哥的殉道者便一一離開他們眷戀着的關懷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