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拿不出罪證，隻說他倆有“犯罪的意識”。
凡宰特在牢獄中寫的自傳中還說：
“我的心裡萌發着博愛的根，懷着對人類的愛。
我從衆人的自由中去追求自由，在衆人的幸福中去追求幸福，我用我的誠實的血汗掙來我的面包，我的手上從不曾沾過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是極其潔白的……我相信人們很難完全控制自己，但真正的智慧在于寬容……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房，每張嘴都有面包，每顆心都受教育，每個人的才智都得到發揮……我以我的慧眼，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了。
”
堯棠讀了這部傳記，心中像雨後的晴空，豁然開朗，他不但下決心要把它翻譯出來，而且他控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激動，還動筆給這個正被關禁在波士頓監獄裡的受難者寫了一封長信。
這時，這兩個意大利工人，在美國死囚牢裡已被關禁了六年。
六年前，他們被誣為殺人的搶劫犯，上訴八次都被駁回。
魚販子凡宰特和鞋匠薩珂終于被宣告将在7月10日處以電椅燒死的極刑，全世界都震動了，各國報紙都刊登了要求伸冤的群衆來信。
巴黎街頭牆壁更是貼滿了各種海報，在堯棠住的那條寂靜的街上，旅舍對面的咖啡店門口，就有人張貼了《死囚牢中的六年》的大幅廣告，印着“講演會”、“援救會”、“抗議會”的開會日期。
有的馬路牆上，還摘錄了凡宰特在自傳中寫的話。
雖然如此，波士頓法庭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
當時有一個殺了銀行會計的兇手馬結諾司在法庭上供認，他和幾個同伴是1920年制鞋工廠謀殺事件的兇手，這就證實此案與凡宰特、薩珂兩人完全無關。
如果法庭能根據這個供詞重新審訊一次，那麼這兩個意大利工人就可以平反出獄了。
但是法庭竟不肯受理。
消息傳出，堯棠更為悲憤，他在幾年以後回憶當時自己的心情，說：“我是懷着一種感動而緊張的心，像到耶路撒冷進香的耶稣教徒那樣地虔誠，坐在我的寂靜的屋子裡，用大張的信紙将我的胸懷，我的悲哀，我的掙紮，我的希望……完全寫下來。
”
堯棠的信發出去了，信是寄到波士頓，請薩、凡援救委員會轉交，然後，自己又懷着恐懼等着7月10日這個可詛咒的日子到來。
那時法國的聲援運動十分熱烈，著名作家羅曼。
羅蘭、巴比塞和科學家愛因斯坦也發表了宣言，反對對這兩個人判處死刑。
報紙有關他們的消息也越來越多，經常看到有婦女和兒童為這兩個囚犯呼救，同時又看到這個魚販子又從監獄裡不斷地向世
界各地發信。
一個陰雨連綿的早晨，郵遞員給堯棠送來一份郵件，那是一包書和一封信，是從美國波士頓寄來的。
啊，那是凡宰特從監獄裡寄來的複信。
信紙共有四大張，每張都是兩面寫的，他用懇切的話來安慰、勉勵堯棠，請他“不要灰心，要高興”。
他還向這個熱情的中國青年，談起人類的進化和未來的形勢，還談起但丁、莎士比亞、巴爾劄克以及其他許多人。
後來他又說：他應當使堯棠明白這一些，提高自己的勇氣，以應付面臨的生活的鬥争。
他諄諄叮囑堯棠，要忠實地生活，要愛人，要幫助人。
随着凡宰特的信寄到，救援委員會還給堯棠寄來凡宰特的自傳《一個無産者生活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宣傳品。
堯棠的感動是不言而喻的。
他癡癡地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夢。
他把這封信讀了又讀，他覺得一個革命者能在臨刑前夕這樣地關心一個素不相識的青年的前途，這種精神是多麼可貴，還有什麼比這封信更使人感動呢？他流着淚，馬上又給這個波士頓囚犯寫了封信，告訴他：自己有了生活的勇氣了，自己再也不怕有一天會滅亡了。
同時他又加了一把勁，很快把那本寄來的《一個無産者生活的故事》譯了出來，并寄給上海一家雜志發表了。
後來收集在《斷頭台上》一書中。
就在這個令人坐卧不安、無限焦慮的時刻，堯棠在他的練習本上，寫了《滅亡》的第十一章《立誓獻身一瞬間》。
在那裡，他通過小說中的人物李靜淑的話，來表達了他當時自己的心聲：
“我們宣誓，我們這一家的罪惡應該由我們來救贖。
從今後我們就應該犧牲一切幸福和享樂，來為我們這一家、為我們自己向人民贖罪，來幫助人民。
”
也就在這個時候，堯棠的周圍環境發生了變化，亞麗安娜的四個朋友當天就被逼離開了巴黎，亞麗安娜還容許有三天的逗留。
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形勢稍趨緩和，亞麗安娜又被允許暫時留一個時期，而那時吳克剛卻先回國了，亞麗安娜是在吳克剛走後才離開巴黎的。
在他們兩人離開巴黎之前，堯棠去醫院裡檢查身體，發現舊病複發。
醫生勸他到鄉下休養。
當時法國農村生活費